不少分析將杜林普現象與脫歐公投比較，指出兩者均是對建制的抗議；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則認為，除了發洩不滿，美國人也投了「強人政治」一票。杜林普成功結合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所有焦慮，將消費型社會的失敗歸咎於外來因素，諸如外來移民、種族異類，而建制方案又無力解決問題，魅力強人承諾一場快速補救（a quick fix），雖然「野蠻」或不理性，但對沮喪的民眾而言，仍然極具吸引力。
不少分析將杜林普現象與脫歐公投比較，指出兩者均是對建制的抗議；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則認為，除了發洩不滿，美國人也投了「強人政治」一票。杜林普成功結合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所有焦慮，將消費型社會的失敗歸咎於外來因素，諸如外來移民、種族異類，而建制方案又無力解決問題，魅力強人承諾一場快速補救（a quick fix），雖然「野蠻」或不理性，但對沮喪的民眾而言，仍然極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