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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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共同體遇上黨 —— 改革小農社會失敗記

中國安徽省有條名叫碧山的農村。跟其他農村一樣,面對城市急速發展,碧山人口流失嚴重。2011 年,藝術家歐寧與策展人左靖發起「碧山計劃」,通過在當地合作、分享與分擔,建立「碧山共同體」,並使碧山成為供村民、藝術家及遊客聚集的地方。不過計劃到 2016 年就被政府中止。2015 年曾到碧山參觀的中國丹麥商會總經理倪邁森(Mads Vesterager Nielsen)近期訪問歐寧,談及被中止的「碧山計劃」。

2020 中國滅貧成功?

共產黨帶領下的新中國,今年又有壯舉。中國官媒報道,貴州省最後 9 個貧困縣達成脫貧目標,已從貧困名單中剔除,意味中國再沒有官方定義的貧困地區。報道更稱,中國在自設的 2020 年期限前,提早一個月消除絕對貧困。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外國經濟學家意見,認為中國政府在滅貧方面使用雙重標準:中國身為中等收入國家,不應按貧困國家的指標,將貧困標準訂得過低。

【不忘初心?】以強拆來「打造」的中國新農村

「2020 全面脫貧,必須如期實現」,2020 餘下不足 4 個月時間,人們必然期待中共如何帶領全民脫貧。農村作為整個「脫貧攻堅戰」的標誌地區,當局又有何扶貧政策?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英國「衛報」近期先後報道了山東省政府如何拆毀村民財產,「打造」中國農村新貌。

有序復工?武漢肺炎下農民工生存記

不少人因應疫症爆發,近日一直在家辦公,在保住飯碗的前提下,避免與他人有不必要的接觸。然而,很多人的工種,尤其勞動人士無法在家辦公。在中國,遠在外省的農民工,便囿於疫情下各地實施交通限制,未能回到城市工作,至今仍在家鄉「過年」。農曆新年假期結束後兩週,即使不少城市宣佈復工,估計仍有 2.2 億農民工尚未離開故鄉。

「打土豪」到土地國有:中國農村發展困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最轟動的土地政策,莫過於 1950 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運動。然而,廣大貧下中農數年後,即因土地國有政策,失去鬥來的土地。「紐約時報」報道指,不少人把中國農村發展遠遠落後城市的原因,歸咎於中國至今仍堅持土地國有政策。縱然每年中國政府皆推出一系列改革農村發展的措施,亦難以收窄日漸擴大的城鄉差距。

香港公廁大翻新 —— 應效法中國?

財政預算案提出未來 5 年斥資 6 億 翻新 240 所公廁。相關消息早前經已傳出,並不新鮮,香港不少公廁殘舊、衛生情況差劣,絕對應該整修一番。有趣的是,日前有本地媒體評論指,香港翻新公廁的行動,值得以中國在 2015 年推動的「廁所革命」為指示精神。然而,港府如真倣效中國「廁革」,6 億資金是否足夠或許成疑。因為自「廁革」進行以來,各地出現不少不切實際、奢侈裝潢的五星級廁所,浪費資源。

與世隔絕:中國農村老人的現實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數十年,埋下了許多社會問題,隨時間過去終於浮現,其中一項便是人口老化。特別是居住在農村落後地區的老人,長期與世隔絕,忍受著艱難的晚年生活。最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則就訪問了其中幾位。

「我能出售梨子,為何女兒不能?」中國農村禮金暴升現象

中國男女比例失衡,男性結識女性、娶妻本來已較困難,有些地方的禮金,更是定價高昂。近日就有傳村莊因禮金公價過高,地方官員要出手阻止,為禮金數目設限。「彭博」專欄作家 Adam Minter 早前就撰文,分析中國的新娘價格(bride prices)現象。

護瞳行動:日行一善的花地瑪

在巴基斯坦,每天都新增數百名失明人士,但國家的醫療服務只覆蓋主要城巿,人口佔全國三分之二的農村地區,卻欠缺具質素的醫療設施。人們要求醫,就得山長水遠到大城巿。可是他們不是缺乏路費,就是無法離家 —— 而婦女首當其衝。傳統文化不允許女性獨自離家。花地瑪身為女醫護人員,特別著重向女性提倡計劃生育,和替小孩注射所需疫苗。另一方面,花地瑪指出,「有許多家庭都深受眼疾困擾,不過對此毫無認知」。實際上,雖然巴基斯坦的失明人口並不少,但五分之四都是可以治療和避免的。

微型電網救非洲

現時非洲有三分二人口與電絕緣,偏遠地區鮮有電網覆蓋,肇因傳統供電模式如建發電廠、鋪設高壓電纜都是燒錢費時,而農村人口偏少而分散,不符成本效益,公營或私營都不易成事。近年有聲音提倡「微型電網」(mini-grids),以靈活廉宜的小型供電系統取代傳統大規模發電廠。要達致聯合國 2030 年能源全面普及的目標,非洲的未來或繫於星星電光之火。

護瞳行動:小農村的另類需求

在走進中國農村的路上,沿途風光都是差不多的。從大城巿出發,在高速公路上奔馳,高樓在兩旁飛過。在城巿的邊陲,漸漸見到用土磚建成的矮小房子,中間夾雜農田,樓房的牆紅油大刺刺的刻有政治標語。再然後,車子跌跌碰碰在山路上,然而兩旁已是甚麼都沒有——甚麼都沒有——的自然風光,例如怪石嶙峋,和彎彎的河谷。一晃眼,村子就在前頭。

中國模式:不完整合約制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 Oliver Hart 和 Bengt Holmström,表揚兩人「對合約理論的貢獻」。由於合約無法完全釐清,因此必須介定權責,一般愈清晰愈理想,但亦有國家反其道而行。對經濟學家沈聯濤及肖耿而言,自改革開放起,中國採用的是「不完整合約制」,即下放部分權利(如土地使用權)及利益,激發民間工作意欲,而主控權仍在國家手中。作為過渡手段,不完整合約制能起緩衝作用,然而一變長期政策,就開始滋生官員貪腐、社會不公等流弊。時至今日,中國模式依然「缺乏」合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