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歷史愈來愈受關注，有很多關心地方歷史的民間組織和檔案計劃誕生，有以香港史為主題的書店，當然也有大量相關書籍面世，由科普書到研究面向，滿足不同程度的讀者。香港史研究亦早已走進世界，例如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在 2022 年設立了香港史研究中心。1994 年，歷史學家冼玉儀曾經撰文回顧香港史發展，認識早期為香港歷史著書立言的人。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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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科學」倡導者警告：學術欺詐仍難以杜絕
月前，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兼神經科學家 Marc Tessier-Lavigne 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Francesca Gino，分別被查出曾使用經篡改的數據來發表論文。開放科學中心合辦人 Brian Nosek 於 10 年前開始提倡共享及公開審查學術研究數據，惟至今學術詐騙依然普遍。
Hong Kong Infosphere：當小眾遇上小眾 學術和獨立出版的距離
談及香港的獨立出版，大家隨即會想到近年的蜂鳥、紅出版，或者是一些文化機構 —— 水煮魚文化或是香港文學館，甚至是已經一書難求的素葉出版社。獨立出版社的自由度高，可以出版的面向也相當廣闊，今天想談談獨立出版社那些較為學術的書籍。
努力過後只想要讚美？印尼政府打壓不中聽研究
不少環境學者及保育人士，會在擁有大片森林及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印尼進行研究，保護珍貴自然環境及物種。但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陸地生態學榮譽教授 Bill Laurance 近日撰文提到，在印尼進行的研究結果若不符合當局預期，就會遭到打壓，做法並不利於這個常面對環境災難的國家。
當知識生產全面量化：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排行榜
對於大學等大專院校，多地政府會考慮各大院校的研究表現以分配經費。於是，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數量、發佈在甚麼等級的期刊、被引用的次數，都會影響學者能否升遷甚至續約。可是，即使論文的引用數字可以決定學者甚至學校的命運，過去卻甚少統一、具公信力的排名指標。到 2019 年，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數據專家伊安尼迪斯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就發表了一套全新的引文數據分析方法。
日元暴跌，危及日本學術界
日元持續貶值，旅客歡喜國民愁。日本媒體爭相報道，外國遊人有多踴躍消費，以「特惠價」吃玩喝買。但在日人愛用的社交平台 Twitter，卻見專家學者叫苦連天，只因匯率暴跌令外國文獻大幅加價，有的更漲至 8 萬日元一冊。全國放送協會（NHK）就此探討，本已捉襟見肘的學術界如何再受經濟所累。
壟斷健康的定義權：醫學霸權
這場長達接近三年的「抗疫」戰，令不少人明白醫學其實可以存在不同觀點，同一種病毒，有歐美頂尖學府的專家會支持與之共存，又有香港學者認為共存即是共赴黃泉。但醫學問題不單是科學，也是政治的問題，醫學專家的判斷足以影響數以百萬人的生活。其實早在疫情爆發前，就有學者呼籲大家關注醫學霸權的問題。
廖康宇：讀李連江「在學術界謀生存」
學者給外人的印象可能是「和社會大眾脫節，不食人間煙火」。當然，中大前教授、在街邊執祭品食的李微是個特殊的例外，終日沉迷在象牙塔內的一群。讀者如果有興趣了解學術工作的日常，「在學術界謀生存」是一本非常好的讀物。
大歷史：一場席捲學界 30 年的跨學科潮流
1991 年，澳洲麥覺理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欽在知名歷史學期刊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發表題為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的經典文章，打開了一股以跨學科研究方法，擺脫地域界限的「大歷史」潮流，受到超級富豪比爾蓋茨等多國政經名人所推崇。30 年過去，究竟何為「大歷史」，這套方法又有否忽略了甚麼？
李衍蒨：古希臘與解剖
談及我們熟悉的人類解剖，古希臘可說是始祖。
陶傑：思想大師之去
余英時之去，有如 80 年代初沙特在法國逝世，對於有知識的人形成的震撼相若。但今日的中國和華人世界，卻不是 7、80 年代的法國，因此余英時之去，雖享高壽，形成的震盪和寂寞，比起當年法國人舉國同哀沙特，則更為悲涼。
以學術專業推斷真相：專家證人的歷史
在「國安法」唐英傑案中，控辯雙方都出動專家證人，控方請來的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辯方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以及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其中辯方專家的陳述，彷彿向大眾上了一門社會科學課。過往很長的時間裡，西方法庭都並非以科學為依歸，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專家證人制度，其實到 18 世紀啟蒙時代以後才出現。
一代政治學大師：英格爾哈特
前密芝根大學政治學講席教授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 2021 年 5 月 8 日與世長辭，享年 86 歲。70 年代，他的研究把政治科學帶到後物質主義時代；80 年代，他所牽頭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大大推進了有關政治文化的研究，並完成了民主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