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曾是英國文學重鎮，從偵探推理如「福爾摩斯」，以及流竄的外國革命者如「雙城記」，任何文學題材皆有。史丹福大學的文學實驗室利用大數據梳理 18 至 19 世紀的倫敦文學作品對市內各地的情感印象，整合出一本名為「情感倫敦」的地圖小冊子，回顧當年文學世界中倫敦眾多城區的幸與不幸。
有份參與計劃的博士生 Ryan Heuser 解釋初衷：「我們想更好了解當時小說與實際社會轉變的關係，究竟小說有多大程度反映當年倫敦社會的巨變，當虛構故事將某地渲染成充滿恐懼或幸福的城區，該地在現實中的發展方向又會否如其所述？」研究人員首先利用電腦程式搜尋 1700 至 1900 年以倫敦地區為主要舞台的文學小說，繪製城市地圖，然後利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服務閱讀約 1.5 萬段相關小說內容，並識別出小說的情感屬於快樂還是恐懼，其識別結果會與英文系畢業生的閱讀結果和電腦程式的結果作比對。
虛構倫敦中的幸與不幸
除了城市發展，研究還旨在了解小說投射於城市的情感。總的來說，約三分二小說段落的情感屬持平中立，餘下的則反映了一定的規律。作為傳統精英富人區，倫敦西部在小說中多與幸福掛勾，反之傳統貧窮的東區則多與恐懼扯上關係。當時絕大部分讀者都來自不識貧窮疾苦的中上層階級，因此小說描寫的社會貧富狀況很大程度建構了這群人的社會認知。
研究同時歸納某些作家特別鍾情的地區，例如維多利亞時期專寫上流生活的女作家 Catherine Gore 比任何作家都更常描寫倫敦西區，作品以貧窮階層為主的 Walter Besant 尤其多寫東區。而同期最著名的倫敦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與別不同，筆下故事的舞台遍佈全倫敦。
分析上圖，在研究時間範圍內頭 50 年，恐懼情緒與 Newgate（惡名昭彰的新門監獄所在地）、Tyburn（絞刑架所在地）、Bedlam（倫敦第一間精神病院所在地）等地掛勾；50 年過去，西區在文學領域中嶄露頭角，恐懼情緒在比例上隨即大幅下降，據 Philip Fisher 分析，這與夜間電力照明、保險政策、城市警察的出現有關，其後英國在歐洲戰場節節勝利，獲得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更是使倫敦上流階層幸福度爆標。這個趨勢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末，但清晰可見幸福情緒高度集中於西區，使它與倫敦其他地區形成強烈對比。
小說家印象：200 年不變的倫敦
有趣的是，19 世紀現實中的倫敦與文學中的倫敦似乎存在於不同時空。在法國，小說家左拉（Émile Zola）筆下的巴黎與 30 年前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所寫的已截然不同；然而福爾摩斯的查案地依然如 1 個世紀前的小說一樣圍繞西區與西堤市。當倫敦人口從 1700 年的 60 萬人急速膨脹至 1900 年的 450 萬，領土從泰晤士河畔土地不斷向外擴張，西堤市以外的地區逐漸繁榮興旺起來，小說作家們的舞台仍局限於東區與西堤市。17、18 世紀的 Daniel Defoe 和 Henry Fielding 寫西堤市，兩個世紀後， W.H. Ainsworth、Catherine Gore 仍在寫西堤市。換言之，小說仍停留於過去的倫敦，作家似乎被卡在城市的歷史，從文學家的視角看來，倫敦的城市發展似乎從未發生。Heuser 指：「小說既反映現實空間，同時又與現實分離，這點很引人入勝。」
是次「倫敦文學情感地圖」計劃建基於文學地理學，主要受 1998 年的歐洲小說地圖啟發。之所以在英國眾多城市中鎖定倫敦，首先因倫敦住著大多數英國人，也是全球最大城市；另外當時倫敦英文小說的出版中心地位亦是主因。此前文學實驗室也曾利用網上平台 Historypin 創建出一個網上全球檔案，讓各地網民上載及分享倫敦舊時照片與歷史資料。
Heuser 指，希望他們的情感地圖能啟發其他人，思考文學小說如何建構城市的意義：「究竟小說會窒囿我們的社會認知，還是豐富我們對城市邊界和地理現狀的了解？」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