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套的道德兩難式：假如你是火車司機，左邊的路軌迎面撞向路軌上的 5 個人，右邊則只有一個人，你會犧牲那人的生命以保存另外 5 人的生命嗎？研究指大部分人面對這樣的道德難題都含糊其詞，不願做出選擇。但這樣的問題只要用外語重新提出，近一半人能乾脆地只犧牲一人。
人們視為最根深柢固、不可退讓的核心是非觀，一旦轉換為非母語語言，便可輕易顛覆。這樣的現象與近年幾個不同研究結果不謀而合，絕非偶然。去年意大利特倫托大學的心理學家虛構一些不會傷害他人但在道德上具爭議性的情景，詢問研究對象是否能夠接受，包括一個男人烹煮被車撞死的狗隻作糧食，兄弟姐妹間兩情相悅並發生安全性行為等等；結果那些以外語接受提問的研究對象的接受程度，要比母語的要高得多。儘管研究人員能肯定使用外語能幫助人們克服道德掙扎，作出更寬容的判斷，卻無法推展出箇中原因。語言及心理學家 Julie Sedivy 認為，這是使用外語會動用更多理性思維之故。
延遲抉擇有利理性思考？
Sedivy 認為其中一個解釋是，這種判斷涉及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一是趨向直觀、情緒主導的直覺；二是深思熟慮務求達到利益最大化的功利模式。當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是慣用的母語，便會為了處理比母語陌生的語言訊息而進一步啟動認知系統，讓我們不自覺在判斷這些道德問題時，陷入反覆思考的模式，得出的答案也就傾向理性而少情感色彩。這個道理與早年研究得出「數學題目難以看清的字型，有助答題者減少粗心犯錯」的結論如出一轍。
外語抽離情感及道德意義
更耐人尋味的是，外語與母語所能帶動的情感差異。對所有人來說，母語的學習及使用環境，多是家庭及日常生活，而外語的學習則來自學術環境，因此相應地，使用外語作出的判斷傾向與理性掛勾；而母語承載著兒時回憶，包括自幼建立的道德及是非觀。波士頓大學心理學副教授 Catherine Harris 曾進行實驗，以皮膚電導率，測量不同語言對實驗對象所能激發的情緒反應程度，導電率會反映他們的腎上腺素水平。研究人員請在土耳其土生土長、成人後才學習英語的實驗對象，分別聆聽土耳其語及英語詞彙，包括中性詞（例如 table）、粗口（例如 shit） 和具譴責意味的字詞（例如 shame on you）。結果母語比英語更能激起實驗對象的情緒反應，更有人指彷彿「聽」到家人責備他的聲音。當你明白語言確實能喚起人們過去犯錯及被責備的回憶，外語能顛覆道德判斷便不足為奇。
事實是，即使你的外語已經流利到運用自如的程度，很可能某些深藏的本能——包括瞬間的判斷、直覺和是非觀——是無法直接以外語翻譯。即是說，如果用上外語思考，我們的想法會有所不同，隨之而言說話、判斷皆會不同，那是不是說，我們會得到另一種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