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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當前,抗疫實屬必須。但當政權以抗疫為藉口,一面擴充、濫用手上的緊急權力,一面打壓公民社會,則「抗疫」可能只是幌子,建立或鞏固威權才是目的。曾任菲律賓德拉薩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的 Richard Heydarian,特別關注東南亞地區不同領導人的「抗疫」大計。
Heydarian 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的文章提到,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領袖,在武漢肺炎肆虐中,找到鞏固權力、打擊批評聲音的藉口。由於疫情為社會帶來恐懼和未知的不安,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的威權主義政治人物,便能藉強調「必須團結」之名,獲得空前的法律授權,壓制反對力量。
他認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不僅加劇經濟不景氣,更有可能導致東南亞地區的基本自由、民主制度受侵蝕。 因此,賦予政治領袖的額外權力,均必須受嚴格監督與憲法限制。然而,在民主仍處於起步階段的國家,由於體制的制衡力量脆弱,威權的威脅更大,國家危機期間,這種情況也特別容易發生。
以地區確診病例數字最高的菲律賓為例,批評者認為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已藉疫情獲得異乎尋常、超出應對疫情所需的緊急權力,種種舉措只是鞏固政府本身。除了曾威脅直接射殺違反封城令的國民,Heydarian 指,在首都馬尼拉長達六週的封鎖期間,杜特爾特甚至獲得指揮私人機構的權力,官方亦有權檢控「虛假信息」、「假新聞」發佈者。
他認為,泰國及柬埔寨的領導人亦有類似舉措。早前斷言「目前健康更勝自由」的泰國總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除了擁得關閉邊界、禁止社交聚會的權力之外,同樣控制著在國內傳播的疫情信息。而有意見認為,巴育推出高達 580 億美元刺激經濟計劃,通過發放現金及為特定人士提供補貼等措施,旨在以銀彈爭取部分國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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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darian 憂慮,現時泰國的反對派,非但無法以新憲法遏制軍政府權力,巴育所獲得的法律授權,更會進一步加強自身對泰國社會的控制。至於一黨制、沒有反對派的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亦順利取得監控傳統及社交媒體的權力,並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官方對發佈信息的控制權。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早前報道,洪森起初並不願意回應疫情,現時卻利用疫情大流行加強打擊自己的敵人。
另外,Heydarian 參考現任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的政治背景,認為他有可能利用新權力一挫近年國家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慕尤丁日前表示,馬來西亞現時已對政治感到「厭倦」,目前最重要的是抗疫。然而,慕尤丁的首相地位以至其內閣的認受性,至今在民間仍然存有爭議。儘管如此,相比前述其他東南亞威權領袖,慕尤丁會否藉抗疫擴權,則仍難預測。當地政治學學者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亦指,慕尤丁立場不穩定,目前難以判斷,慕尤丁究竟會為國家政治帶來改革,抑或重新提倡宗教保守主義。
無論如何,Heydarian 認為環視東南亞整體,現已日益加強信息流動的限制、打壓異見聲音並將民主力量推向邊緣。而在目前經濟危機與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威權領袖們所推行的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有可能成為謀取個人政治支持及鞏固政權的手段。單看領導人現時獲得的緊急權力,即使將來國家成功控制疫情,都已足夠改變國家的政治面貌。犧牲的,將是過去人們艱苦奮鬥而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