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英國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向大清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 99 年，直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這片土地後來被稱為新界。其實，英國曾經有機會完全接掌新界，歷史學家 Franco David Macri 曾在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發表研究，講述 1938 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向英國求售新界，最終被倫敦拒絕的事件。
戰場失利，中方急籌戰爭資金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展開對華侵略戰爭。在戰爭中，中國軍隊長期處於劣勢，不足一年日本已經佔領上海、南京。Macri 指當時香港成為中國重要的生命線，轉運軍事補給品到湖南等地，戰爭前 16 個月內，有超過 70 萬噸補給品通過鐵路從廣東運送到湖南。戰場失利令民國政府內部彌漫一股絕望感，他們多次向英國尋求物資支援，甚至一度向英國提出可用 2,000 萬英鎊購買新界，借以購買急需的軍火和重型武器。
Macri 分析指，購買新界方案最初由中方提出，其中香港政商界領袖周壽臣是重要倡議者。戰爭爆發後，為籌集戰爭經費，國民政府成立救國公債勸募總會，由宋子文擔任總會會長，周壽臣則是香港分會的主任委員。1938 年 1 月至 2 月間，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其姐妹宋藹齡、宋慶齡和宋子文一度聚集在香港。而周壽臣在 2 月至 4 月初之間曾接觸港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討論英國購買或續租新界之可能。
千載難逢的機會
1938 年 4 月，羅富國向英國殖民地大臣轉達中方提案，並明確表達支持。他認為從經濟和防禦的角度來看，新界之於香港都是至關重要的腹地，沒有新界，英國基本上不能維持對港島和九龍的管治。提案在英國政府內部廣泛討論，中國艦隊司令紐寶璐上將（Percy Noble）亦支持計劃，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則傾向續租。羅富國奔走各個部門尋求支持、向殖民地事務大臣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陳情，認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未來任何時刻，中國都不太可能會像現在般深切意識到，一個由強大的友好外國勢力擁有的香港所能帶來的好處。其次，雖然租約還有 60 年才到期，但不續期的前景，對英國貿易和投資者的不利影響，將在租約實際到期前多年開始顯現。
1938 年 7 月 23 日羅富國訪問廣州後，繼續焦急地推動提案，他指周壽臣爵士和羅旭龢爵士都同意作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不過當時主張購買的官員，大多是派駐大中華地區的英國官員，倫敦外交部以外的官員則謹慎觀察發展。
「對民主政府而言太有遠見」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Lord Halifax）與麥克唐納皆同意，需要召開跨部門會議來解決這一問題。會議於 1938 年 8 月 26 日召開，有外交部、殖民地部、財政部和軍方人員出席。提案最終被否決，其中一個擔憂是購買新界會惹來日本強烈反應，而之前英方已以同一理由拒絕向中國貸款；另外，如果中國向日本投降，估計親日的中國政府將不會承認協議。空軍部、陸軍部和殖民地部的代表基本上持中立或冷淡的態度，只有外交部對此表現出較大興趣。
軍方非常清楚英國缺乏保衛香港的資源，並不傾向增加對遠東地區的防務責任；外交部認為議案能加強中國抗日的機會；財政部則強烈反對，認為斥資的款項將超過新界價值。隨著會議結束，這筆交易被暫時擱置，甚至英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都非常有限。一方面，英國希望中國繼續抵抗日本，另一方面又不打算積極加強對華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同年 9 月英國與納粹德國簽下惡名昭彰的「慕尼黑協定」。英國在二戰爆發前夕，態度始終搖擺。
後來，羅富國和周壽臣都積極重提議案。不過到 1938 年 10 月廣州淪陷後，倫敦已幾乎不可能批准提案。當時中國事務顧問璧約翰（John Brenan）原本傾向支持提案，但到 1939 年 2 月亦改變立場，認為廣州失守已錯失良機，並留下一句：
總督要求政府所做的，對民主政府而言太有遠見了。
（The Governor is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be a good deal more farsighted than it is in the nature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o be.）
1939 年 3 月，英國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供 1,000 萬英鎊貸款，作為對華支援的替代方案，購買新界提案基本上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