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百多年發展，香港除了經濟發達，還擁有高效的衛生體系和世界級郊野公園。香港史其中一個轉捩點，是 1841 年英軍登陸，過去很多討論聚焦港英政府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改造，然而其管治實際上也大大改變了城市地景和自然面貌。香港大學 Robert Peckham 教授就曾在 Modern Asian Studies 發表文章，探討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香港的綠化工作。
一切從荒岩開始
英國人初抵達香港時，香港的物資較為缺乏，充滿疫病和海盜，炎熱氣候特別令歐洲人難受。植物學家 George Bentham 在 1861 年出版的著作 Flora Hongkongensis 中形容香港島「總體外觀，特別是從東南方向、在乾燥天氣或冬季觀看時，看來極度貧瘠與荒涼，顯然缺乏任何像是樹木般的植被」。這套講法符合過去一套「荒岩傳說」（barren rock myth）的香港史觀 —— 百多年間，從外觀上看，香港由一處荒蕪的小島發展成綠意盎然的商港。
植樹造林可被視為英國人其中一個改造計劃，以克服香港「貧瘠的地形」。早至寶寧港督（John Bowring）已呼籲籌集資金，建立一個「公共植物園」，這個建議終於在 1856 年得到英國政府批准，1860 年建造香港植物公園（今天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並於 1864 年對公眾開放。當時的植物公園被描繪成香港的綠洲，除了是休閒空間，亦發揮重要的科研價值，引進和種植稀有植物，為後來改變香港地貌作準備。
任命園林監督，開始大規模種樹
1871 年，港督麥當奴（Sir Richard MacDonnell）任命植物學家福特（Charles Ford）為政府園林監督（Superintendent of Gardens），翌年成立「花園和植樹部」（Government Gardens and Tree Planting Department）。作為園林監督，福特在香港島、大嶼山和九龍開展了大規模的植樹計劃，種植數百萬棵樹木。他亦負責種植街道上的遮陰樹，對政府大樓和公共休閒空間進行景觀設計。其監督的範圍廣泛，包括採集種子、苗圃播種、移植植物到山上、修剪、疏伐和澆水等等
在 1877 年，港督軒尼詩（Governor Pope Hennessy）堅持為植物園的預算增加 2,000 港元，用於建立苗圃、培育幼苗和組織植樹團隊，目的是「改變這個島嶼的外貌，並永久改善其衛生條件」。此前政府每年的植樹資金約為 700 元，但到 1880 年，年度預算已升至 10,000 元。自 1877 年起植樹數量亦穩步上升，當年估計種植了 15,000 棵，到 1881 年增至 777,914 棵，1882 年則種植了 1,096,230 棵（包括原地播種的種子）。
當然，政府的植樹計劃也有挫折，成效受很多人質疑。1877 年 8 月的報告中，政府量地官裴樂士（John M. Price）諷刺道：「如果我們以目前的緩慢步伐植樹…… 將需要 1,100 年才能完成工作。」1888 年，港督德輔（Sir George William Des Vœux）在一份呈交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輕蔑福特的努力，認為土地質素改善甚微。雖然據稱當時已經種植逾 550 萬棵樹，但從他個人觀察，「這些植物很大部分要麼完全失敗，要麼只是矮小的灌木」。
投射大英帝國的想像
從 1880 年代開始，英國一些書籍、文章和官方報告，將帝國各地的植樹工作描繪成進步、具轉化能力、能喚醒地方潛力的過程。被皇家園藝學會派往中國的植物學家福鈞（Robert Fortune）早在 1843 年參觀香港時曾指出，即使是島嶼上最不肥沃的土壤，也可以「通過政府和私人個體的精力和品味來克服」。而福特就指一些島上著名住宅的庭院，也能生出美麗的樹木，以支持其預測 —— 香港有能力「在幾年內變得與現在截然不同」。
有報告指，到 1880 年代，山谷和山頂的竹子，以及正在成長的榕樹已將「耀眼的道路轉變為綠色大道，其速度之快將使歐洲的樹木栽培學家驚訝」。在 1890 年回顧自己成就時，福特宣稱，通過系統性種植樹木，香港已經經歷了物理上的變革：
島上部分樹木已長至足夠尺寸，使之自鄰近和遠處的道路看來也引人注目，與曾經荒蕪和赤裸的山丘相比，已產生了最顯著和美麗的效果。只有年長且善於觀察的居民，能充分感受到巨大的變化。
1903 年，福特把香港植物及林務部的工作交予繼任人鄧恩（Stephen Troyte Dunn，發現洋紫荊的植物學家）。到 1938 年時，估計香港島 32 平方英里的面積之中，有 18 平方英里被森林覆蓋。
當然，除了政府的大型綠化計劃，很多居民也參與改造香港地貌。作家史密斯（Albert Smith）在 19 世紀造訪香港的時候，記錄了維多利亞城上方的英國居民興建了不少豪華花園，裡面種滿竹子和開花的藤蔓。他與當時的律政司晏士地（Thomas Anstey）一起吃早餐，他描述晏士地的小屋「被一個寛敞而漂亮的花園所包圍，到處都是牽牛花作為裝飾」。當他拜訪寶寧港督時，對方正「與一位當地人一起在花園裡採集餐桌用的花朵」，並向他展示了一株富貴竹。
Peckham 認為從 1870 年代開始，特別是 1880 年代，香港的植樹造林活動在物質和象徵層面都帶來轉變。雖然這些綠化計劃被宣稱是「進步的」，帶有「改善」世界的使命，亦都有醫學和衛生方面的考慮，但景觀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賦予社會秩序的自然性標誌系統，令當地人相信，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是自然而神聖的。一個「綠意盎然」的香港，投射了英國帝國想像，想像把原生、不健康的「中國」景觀 —— 一塊貧瘠「荒岩」，塑造成美麗森林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