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主要經濟支柱之一，資訊科技產業的工時一直受到極為寬鬆的監管。雖然中國法院認定「九九六」工作安排違反了中國勞動法，但政府卻從未採取任何後續行動來遏制這種不人道的管理手法。
隨著勞工權益意識的增強，2019 年 3 月，中國資訊科技產業從業員吹響了業界首個集體行動的號角，部分從業員透過在 Github.com 上公開自己的工作時間和相關訊息，發起了一場「反九九六運動」。研究員 Kevin Lin 認為，反九九六行動是網絡組織的另一個例子，它與中國大陸過往的勞工行動，例如 2016 年沃爾瑪超市工人罷工有著相似的特徵：工人們透過網絡在多個工作場所組織起來，每個場所都是支援整個抗爭網絡的一部分。網絡組織能令分散各地的工人產生團結的意識，同時透過網絡分享資訊、討論策略和行動方法（註 1）。
由此角度觀察，社交媒體在「807 聯署」中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而筆者嘗試釐清勞工抗爭與公民社會發展之間互相賦權的微妙關係。與「反九九六運動」相比，「807 聯署」參與者與僱主談判時的手法更為成熟。同時，他們透過不抗議國家機關來避免將議題政治化。這令聯署行動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下，研究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理論的特徵和限制的絕佳案例。社運工會主義是 1980 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來解釋巴西、菲律賓和韓國等一些新興工業國家勞工運動的變化。社運工會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強調勞工運動與其他社會變革力量之間合作的重要性。
最後一點，前文提到的三場勞工行動所採用的策略，與中國大陸以往發生的任何勞工抗爭手法完全不同：它們主要發生在網絡世界中，並且並不涉及（違法）罷工。這一點令人反思，在中國大陸，網上行動能否為在現實中，例如工作場所帶來正面改變？另外，社運工會主義能如何解釋行動，而在現實中理論又有哪些限制？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中國資訊科技產業從業員的工作實況。筆者所呈現的理論和實證，不但能令讀者了解現今中國的勞動市場和社會面貌，更可以為其他非民主國家、特別是和數碼經濟活動相關的勞工抗爭活動提供洞見。
有人可能會說，有別於西方國家，中國大陸缺乏民主制度和獨立工會，使工人組織更加困難。但事實上，就算在英國等有著悠久工會傳統的國家，要組織資訊科技產業從業員也面臨重大挑戰；又有人會認為，中國資訊科技產業從業員缺乏實際行動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政府對勞工行動的高度壓制。然而，中國鄰國南韓在 1980 年代的軍政府時期經歷了一場重大的勞工運動，而勞工力量最終成為該國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由於不同的歷史和社會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勞方的集體意識和爭取手法，筆者希望透過嚴謹的社會學分析，以揭示這些力量如何在現實中發揮作用。
正如勞資關係研究前人提醒我們，所有的勞工行動，不論大小、官方或非正式，都包含著有待研究人員深入探索和解釋的地下網絡和邏輯。這些都是筆者的研究想要一一探討的議題，並且將工作社會學和中國政治經濟聯繫起來。
- 註 1：見 Lin, Kevin. 2020. “Tech Worker Organizing in China: A New Model for Workers Battling a Repressive State.” New Labor Forum 29(2), 5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