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健朗／倫敦大學學院博士生
提到「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人們可能首先想到就是「沒有數字」的研究。其實「質性研究」是一個方法學的統稱，包含不同的流派傳統，例如民族誌、文本分析、聚焦小組和人物訪問等等。相比起「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質性研究」聚焦更小的樣本，更善於理解研究對象的態度、信念和動機，通常被用來探索複雜現象和個體的經歷。
隨著學術水平提高，近年做「量化研究」的門檻提高了很多很多，不單要精通多種編碼語言，對統計模型的精密程度也嚴謹了，不是隨便弄個 P-value，證實因素之間的關聯就可以。同樣地，學界對「質性研究」的要求亦不同以往，不單對本體論（ontology）和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認識要更紮實，研究方法和過程的透明度也要大大增加。
過去幾年，其中一個被論文導師和期刊評審員問得最多的，是我作為研究人員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簡單而言，是我究竟站在甚麼身份位置來問問題？而這個身份又會如何影響我們理解現象的方式。這種把自我反思融入研究的做法，有其女性主義方法學的傳統，當中代表人物是 bell hooks（1994），她提出批判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認為要揭露具壓迫的社會結構，我們就必須坦承各自的立場，才有開放對話、彼此學習的為可能。
在某些西方學府，這種對自我位置性的探索，甚至已經制度化，研究人員在申請經費，或者投稿到期刊時，有可能要填寫「位置聲明」（positionality statements）。當然，這些程序有時候會流於形式化。若要把作者「位置性」真切地嵌入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關鍵問題是究竟我們要怎樣才探索到自身的位置？我導師會很仔細地撰寫研究日記，記錄每一個階段、每次與受訪者的互動，內心會產生變化，而自己的身份又會在不同時刻發揮甚麼角色。
而近年也有質性研究學者分享不同輔助工具。有人會嘗試以引導問題作框架，例如 Maggi Savin-Baden 與 Claire Howell Major（2013）提出的三大方向：一、自己與研究主題的關係；二、自己與參與者的關係；3、自己在研究背景和過程的角色。也有學者會以更開放的形式作探索，例如卑詩大學心理學家 Anusha Kassan 團隊（2020），提出以圖片作引介，進行「多元民族誌」（Poly-Ethnography），反過來通過與受訪者的深度對話來探索自己。
在今年，香港教育大學的 Eunice Chau 和 Jan Gube 也剛剛發佈了一篇書本節章，通過一項關於多文化教師的研究，探討兩位作者自身的多重位置性（multiple positionalities），以及對於自己族裔身份的反思，這些身份如何隱含地構建了文化差異和觀點採納，而這種反思如何促進一個更文化敏感（culturally sensitive）的研究進程。
參考資料
- Anusha Kassan et al. Capturing the Shadow and Light of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A Picture-Prompted Poly-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9: 1-12.
- bell hooks. 1994. 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 Eunice Y.M. Chau and Jan Gube. 2023.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Reflexivity, Ethnic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Lines of Difference in Multicultural Research“. In Casey Burkholder, Joshua Schwab-Cartas, Funké Aladejebi eds. Facilitating Visual Socialities: Processes, Complications and Ethical Practices, pp. 205-222.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Maggi Savin-Baden and Claire Howell Major. 2013.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