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向 ESG 潑冷水，但近日接受本地傳媒訪問，被問到有關對於 ESG 的看法時，也不諱言表達對 ESG 發展不確定性的感慨。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之前審視「抗跌力」時，發現到過去三年多不論是港股抑或美股，一些 ESG 基金原來都跑輸指數基金。
但分析的工作就是有碗話碗，現實的情況是，發達經濟體對可持續金融的看法不斷變化，遵守淨零排放承諾的要求也愈來愈寬鬆，比如之前在 COP26 氣候會議成立了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雖然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小，但這可能是某些政策改變的結果。這也可以視為優先支出其他更重要、更及時的任務（例如救助銀行）的短期後果。
又以綠色債券作另一個例子，其發行量本身自推出以來一直呈指數級增長，直到 2022 年首次下降，反映出在不確定的地緣政治中，且在美國不斷加息的大氣候之下，很多投資者寧可擁抱其他資產。
若果厭棄綠色債券太過原教旨主義，那麼日本就推出了全球首隻政府發行的轉型債券（transition bond），規模將近 1,500 億美元，不過亦有指投資者仍抱懷疑態度，尤其是針對日本獨有的混合氨氣的「混燒」發電；另外，部分由日本碳稅和碳交易所得的盈餘，會用於償還這種轉型債券，令投資者擔心漂綠風險。
ESG 一直都想找出共同標準，但不同的投行看待 ESG 的態度也有不同，比如摩根士丹利就比較喜歡以量化金融角度去做分析，並以「變化率（Rate of Change）」權衡一間企業的 ESG 表現有沒有改善，算是比較務實的做法。
大摩分析員就提到，特別密切關注不同公司的管治水平和董事會結構、對清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資本支出做出堅定承諾的公司，甚至乎是在理想情況下，希望尋找一些能夠提高可持續發展資本支出承諾佔總資本支出投資百分比的公司，認為這些公司才是真正的「ESG 概念」。
不過 ESG 也不是毫無寸進，美國加州就簽署了「自願性碳抵銷披露法」成為法律，首先是要求披露要標準化，需要企業列出更具體的減排量計算法、地點、時間表、數量、外部驗證以及每年減少或清除的排放量等；第二就是要求在加州運營、購買或使用碳抵消並做出淨零或碳中和等任何聲明的實體進行披露；最後就是要求提供針對披露的準確性做出更多監管。
ESG 的興起源於科學和恐懼，但近年遇挫卻源於政治和貪婪，現在距離於 UAE 舉行的聯合國 COP28 氣候會議還有不到兩個月時間，預計在中東戰火下，難以出台強而有力的政策，令到人類存亡也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