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在歷史上長期飽受迫害的猶太人開展了猶太復國運動，大批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區；二戰時納粹德國的大規模種族清洗行動，又加快戰後的猶太移民潮。到 1947 年，聯合國將巴勒斯坦託管地一分為二，由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分治，卻令中東地區戰火頻生。而其實在上世紀 30 年代，日本亦曾發起「河豚計劃」（河豚計画），希望在滿洲或上海建立猶太人永居地。
1931 年，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控制了中國東北三省，並在翌年扶植傀儡政權滿洲國。然而政局動盪，令日本在吸引外資到滿洲國一事上遇到不少困難。另一邊廂，1933 年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拉獲委任為總理，並在同年「國會縱火案」後牢牢掌握軍政大權。納粹黨陸續推出各種針對猶太人的措施，驅使不少猶太人出逃。就在 1934 年，日本有政商界人士開始提出所謂「河豚計劃」。
猶太專家奧尼爾（Mark O’Neill）在「異地吾鄉」一書提到，「河豚」是日本人的國食，其味奇美但帶有劇毒，要非常小心處理；這被一些日本精英用作比喻猶太人，認為若果能夠利用他們的資金和技術，將大大有利滿洲發展，並且贏得美國猶太人支持日本在華軍事計劃；成功壯大滿洲國的話，又能成為抵抗蘇聯的屏障。其中一個倡議人是「日產」財團創辦人鮎川義介，據指他當時提議遊說美國猶太商人提供資金，聘請 5 萬名德國猶太人到滿洲工作。
而在日本政府內部，計劃的主要推手為「猶太專家」犬塚惟重大佐和安江仙弘大佐，以及一些關東軍軍官。其中安江仙弘曾被外務省派往巴勒斯坦研究猶太人社群，參觀復國者主義建立的「猶太公社」（Kibbutzim），並深受打動，又成功說服不少關東軍將領。奧尼爾引述的官方文件指，關東軍將領希望吸引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前來，願意定居的人可享宗教和教育自由，但同時要受到當局監視，「確保他們不會進入日本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圈子」。
在計劃高峰期，日本曾派遣代表團到美國向猶太社群講解計劃，並邀請拉比到日本作宗教交流。1937 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後者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Far Eastern Jewish Council），具體討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在第一次大會中，日本、滿洲國和錫安旗一同懸掛在會場，安江仙弘致辭時表示：
我們會基於公義立場處理猶太人問題。猶太民族富專注、勤奮的精神，有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天賦、對科學有貢獻⋯⋯ 如果猶太人能實現復國夢，猶太問題將迎刃而解。（「異地吾鄉」，頁 62）
而「遠東猶太人大會」也通過支持日本和滿洲國建立亞洲新秩序。
到 1938 年的「五相會議」，日本政府高層如首相近衛文麿，決定正式批准「河豚計劃」，但條件是有關行動不損害與德國的關係，尤其當時日本已經與德國簽下「反共協定」，初步建立同盟關係。
不過，「河豚計劃」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其中一個主因是得不到美國猶太社群的支持。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顧問兼猶太拉比、當時「世界猶太人大會」的會長 Stephen Samuel Wise 更加是大力反對計劃，認為投資滿洲國違背美國經濟抵制日本的國策。到 1940 年日本與意大利和德國簽下「三國同盟條約」（Tripartite Pact）後，與納粹德國的關係就更密切；安江仙弘被轉成預備役後退伍。到 1941 年，德國入侵蘇聯，基本上斷絕猶太人逃往遠東的道路。
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昔日希望爭取支持的美國猶太人已成為敵人，到 1942 年初，日本正式撤銷「河豚計劃」，不過其臨時的親猶政策，還是意外拯救了一些猶太人。1942 年曾有納粹德國官員到訪上海，希望日本配合針對猶太的「最終解決方案」，但最終在犬塚等人爭取下，改為把猶太人送到「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又稱上海隔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