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9 日，我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參加了 Community Archives and Heritage Group（CAHG）的年度會議。顧名思義，CAHG 是一個推動英國和愛爾蘭社群檔案（community archives）發展的聯盟。現時 CAHG 擁有至少 744 個組織會員，會定期提供技術和資助申請的支援，也設立頒獎典禮鼓勵各個組織。而 2006 年起每年舉辦的年會，就像是英國社群檔案界的「江湖大會」，整個演講廳都是業界人士。
云云發言者中，有兩位是檔案學界別享負盛名的學者。一位是 Elizabeth Shepherd，過去研究圍繞資訊治理（Information governance），例如怎樣制訂一套公平、合理、可以保障到市民資訊權的政策框架。另一位 Andrew Flinn 更是研究社群檔案的大師，為首批提出「檔案行動主義」（archival activism）的學者。他關心紀錄存檔與社會公義的關係，民間的檔案活動如何成為社群營造的工具，弱勢社群如何透過檔案奪回記憶權（right to memory）和發言權。
而其他發言人，大部分是官方代表和社群檔案組織的成員。當 Shepherd 和 Flinn 一類學者嘗試提供理論資源的時候，公營部門 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 的代表則分享一些現有的組織資源，例如申請資助的方法和竅門。另外有一些過去 CAHG 頒獎典禮的得獎人，也匯報了自己的工作。其中兩個組織分別叫 Qisetna 和 Black Country Visual Arts，前者是敍利亞人移民組織，後者則是在英旁遮普人，他們皆透過口述歷史和檔案紀錄凝聚離散群體，掌握自身社群的敘述權。
1922 年，檔案家 Hilary Jenkinson 發表著作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成為現代檔案學的基石，距今剛好超過 100 年，在外國已經成為一門非常有系統的學科，有大批學術期刊如 Archives and Records，多間大學也有相應的碩士課程。然而，今天香港檔案學的發展仍然相對疲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有「檔案學深造文憑」，香港大學也有「圖書館及信息管理碩士」，裡面有檔案學的元素，但整個領域在香港學府仍然相對邊緣。
不過，我覺得香港的檔案文化很有趣，有很多值得理論化的寶貴經驗。過去，檔案處處長朱福強也寫過香港政府檔案體系面臨的危機，也有外國學者整理過 Asia Art Archives 的案例。香港仍然有很多民間的存檔活動，先前在這個專欄便有「戰後建築研究檔案」的朋友分享過自己的故事，另外 Dexter Tse 也講解了他所發起的「香港碑銘資料庫」。今年富德樓亦出現社區報的「臨時庫存」，還有其他社群檔案的項目不能盡錄。
在 CAHG 年會見到某些年老參加者，為了改善自己家鄉的社區檔案，從蘇格蘭遠道南下而來取經，這種純粹很令人感動。又看到名牌教授和社區義工們坦誠分享心得，是一種很治癒的感覺。香港需要更多檔案學研究，未必需要由資訊學學者進行，可以是歷史學、傳播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等；同時，香港人也更需要有備份存檔的意識，讓自己有說自身故事的可能。
延伸閱讀
- Bastian, Jeanette A. and Andrew Flinn (eds.). 2019. Community Archives, Community Spaces: Heritage, Memory and Identity.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 Chu, Simon FK. 2017.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in Crisis. IQ: The RIM Quarterly 33(1): 35-39.
- Kember, Pamela, Chantal Wong, Claire Hsu, and Hammad Nasar. 2016. Asia Art
Archive. Art Libraries Journal 39(2):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