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發生大暴動，引起國民普遍反感。他們不明白：以法國豐厚的社會福利，人人平等的教育和醫療機會，漫長的假期，全球獨一無二四季分明的好天氣、好土壤、紅酒與美食，是連英美澳洲等英語國家也羨慕的人間樂土，這些北非和黑人為何還小題大做，藉一個少年被警察誤殺、警察馬上被捕的理由，展開規模瘋狂的焚燒與搶掠？
左翼的社會學家，當然將所有罪惡的源頭歸咎於殖民主義。
如果沒有 19 世紀對非洲的開拓，法國今日也不會背負前殖民地移民的包袱。
這種簡單庸俗的因果論，將法國社會和白人這個受害階級，顛倒成為歷史的加害者。二十年前或許還有一點學術市場，經此暴動一役，法國右翼民族主義的國民聯盟政黨民望急升。
暴動問題的癥結，不是所謂種族歧視。
奧地利小說家史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9 世紀中期有一本小說，叫做「印度夏日」，針對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與馬克思殊途同歸，表達了某種人文的憂慮。
他很早就發現歐洲的鄉村小鎮，隨著工業化，將會被牽扯入全球的交流網絡。為了與世界展開互動，歐洲社會最低下階層的人，將會擁有比以前幾百年更多的知識和能力。但只要有國家機器先獲得了知識和能力，就會在國家財富、權力、榮耀方面，比其他貧窮國家地區大幅超前。
史蒂弗特的意思是：工業革命令城市和鄉鎮之間的分歧更尖銳，經濟霸權只會在城市確立，城市和首都是國家機器運作的地方。
19 世紀的英國和美國，因為工業的發展而定義了全人類的未來，就是以倫敦和紐約大西洋兩大重鎮為中心，建立銀行、鐵路、商業的龐大網絡，吸引來自貧窮地區充滿冒險精神的移民，經濟利潤造就缺乏道德原則的大亨，成就了一場資本主義的燦爛惡夢。
表面看似是現代化的文明，本質卻有巨大的不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美國，是精英和資本界唯一沒有受過大損傷、甚至有龐大得益的國家。
美國的現代化模式，加上內在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創立了一種新的人類社會標準，為世界其他貧窮低度開發國家樹立典範。
以顏色革命輸出民主，還在其次，改善經濟物質生活，吸引第三世界許多男性的工作人口，離開鄉村，移民往城市。但在城市，他們發現自己只是低層的勞工，在資本主義的食物鏈中，他們即使成為公民，子女缺乏普遍的向上流動力，只能期望民主產生傾向社會福利的左傾政府，增加免費房屋的救濟。
但左傾政府也無法解決戰後美國定義的資本主義霸權社會結構。法國巴黎和馬賽的非洲移民後代，即使福利充裕，卻精神空虛，在社會夾縫中漂流。
正如馬克思預測：城市的工人階級一定發動革命，將怒火宣洩向壟斷生產技術和資料的資本階級。
同理，西方城市的新移民勞工人口，最後一定將滿懷失落的怒火，發洩向推動現代化的西方，不論是紐約、洛杉磯；還是法國的巴黎和馬賽。不過他們沒有政黨，法國的暴徒也沒有組織，沒有前蘇聯插手策動（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俄羅斯或中國是幕後黑手），也沒有一個非洲的「列寧」，這是法國不幸中之大幸。
20 世紀末，有一個由埃及開羅移民去德國的年輕人，在大學讀書，他以敍利亞舊城阿勒頗（Aleppo）在工業化的變遷為主題，記錄這個構成如何被高速公路和現代高樓霸佔侵蝕。
他認為這一切以所謂現代化為名，其實是摧毁伊斯蘭文化的價值觀。他的觀點很新穎，提交給德國漢堡的一家大學，以高分通過。
幾個月之後，他與美國的拉登取得聯絡，並接受聘用，負責駕駛飛機，摧毁美國紐約最著名的雙子塔的其中一座摩天大廈。他名叫艾塔（Mohammed Atta），他不是無業遊民，而是一位知識分子。
紐約的恐怖襲擊，發生在二十年前。當前的法國暴亂，雖然沒有恐怖分子用飛機撞毀巴黎鐵塔，但法國的社會專家這次終於明白過來：並不是暴動，而是大規模的恐怖襲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