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 世紀，人類的創意成為了根本的經濟資源，除了傳統的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和服務階級（service class），還出現了「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es），無論是科學家、工程師、學者、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只要以創新維生便是「創意階級」一員。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地理學家 Oli Mould 的著作 Against Creativity，引領讀者反思創意如何影響現今社會。
Mould 認為，創作慾望是人類的特質，這種創造力能超越一般的藝術表達，可是「創意」（creativity）的概念，其實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物，在過去數十年更變成一種空洞而具破壞性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到現時為止，人們發揮「創意」，彷彿等同要構思新產品和服務，並推出市場。即使做最乏味的工作，也必須具備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為求在一個不穩的經濟環境中生存。即使下班後，創新也成為「類工作」（work-like practice），侵佔休息和社交時間。
這種對私人生活的入侵，很多時是通過智能手機營造的「虛擬出勤主義」（virtual presenteeism）。一方面，矽谷的科技巨頭把創造力吹捧成一種美德，即便喬布斯（Steve Jobs）此類開發人員的發明很多時並非原創，都是在前人基礎上建立新元素，但他們依然受世人景仰，被視為極具創造力、擁有獨創思維的偉人。與此同時，下班後手機程式的演算法，仍會把一種理性的創意生活態度，無意間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Mould 稱之為「算法統治」（algocracy）。對於創意階層而言，工作與生活平衡是一個笑話。
在宏觀層面，創意的概念也融入到各國政府的緊縮政策當中，要求社區在更少資源下，付出更多努力。當一些公營機構因為削減資源，而導致服務質素下降，人們就會歸咎於政府缺乏創意。與此同時，創意論述亦應用於推動城市開發和投資。Mould 批評所謂的「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時常淪為「藝術洗白」（art-washing）。一個典型例子是政府找來藝術家，做一些「無害的街頭藝術」，來營造「一個前衛創意城區」的假象，但同時迫使小租戶遷出，讓富人搬進新建住宅。
不過，Mould 並非完全要摒棄創意論述，而是希望從根本反思創意的定義。他鼓勵人們不應盲目將創意和生產力相提並論，而是要運用一己智慧，思考如何組織各方，以及如何建構新的生活模式。相對於帶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創意，Mould 更主張培養一種激進的創造力，以打破我們既有的組織模式和消費習慣。
書中提出幾個符合 Mould 所定義的「創造性」社會項目，例如阿根廷的復興工廠（Recuperadas） 運動，工人們接管工廠，實行自治生產模式。2008 年英國陷入金融海嘯，倫敦布里克斯頓區的居民就推出區域貨幣 Brixton Pound 支持小店經濟。另外，民間組織 UK Uncut 就曾把巴克萊銀行分行變成圖書館，以對抗大企業的逃稅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