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個難分真與假、真相看似飄渺的時代，如何可以保存自我？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精神分析學家 Daniel Pick 在去年發表著作 Brainwashed: A New History of Thought Control，追溯出一段上世紀下半葉，西方世界對洗腦的討論。
書中，Pick 探討為何在 20 世紀下半葉，「心靈控制」（thought control）成為如此惹爭議的話題。主流方法學要麼把人類主體性化作數據點，要麼放大成偉大的行動者，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家，Pick 則採用一種跨學科的方式，提供較全面的畫面。他舉例的一些人物，既非無力的棋子，亦非英勇的反抗者，而是在紛亂世界中努力摸索的人。
1953 年韓戰正式休戰後，多達 21 名美國戰俘選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定居，不願返回故鄉，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決定十分驚訝。大約 1950 年時西方記者將中文「洗腦」一詞，帶到英文世界成為「Brainwash」，有關戰俘被「洗腦」的傳聞亦甚囂塵上。當然，當時美國政府不曾想到對某些戰俘而言，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生活，可能比艾森豪威爾時期更美好，背後總有種種個人因素影響決定。
其中一位變節士兵名叫 Clarence Adams，是非裔人士，童年時曾經歷過可怕的種族歧視，所以戰爭後並不急於返回自己成長的田納西州。Adams 後來在北京定居，在出版商工作，娶了一位大學教授為妻，並享受被稱呼「同志」，直到 12 年後才開始想帶新家人回到自己出生的國家。不過 Adams 經香港回國後並未受到熱烈歡迎，聯邦調查局把他界定為精神病患者和政治叛徒之間；或許只有 Adams 本人才能證明自己有否經過獨立思考。
當美國政府迅速指責共產陣營洗腦的時候，他們也對國民進行類似行為。1960 年代初，一個「美國夢」模板式童話成形 —— 男性到公司上班、女性可以享用充滿現代化設備的廚房、子女可以接受大學教育，連狗隻都可以是從郵購目錄中挑選而來。當然也有很多人出來反抗，女權分子會告訴婦女們不要被「美國夢」欺騙，諷刺這個家庭主婦的刻板形象，傅柯、阿多諾等知識分子也相繼揭示文化霸權如何建立而成。
現代「心靈控制」術，其中一個源起是精神分析學及其相關的心理學學科研究。這個領域的先驅是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的侄子 Edward Bernays，他在 19 世紀末與家人移民到美國，在一、二戰之間開創出公共關係這個行業。他利用其對人類心靈運作的了解，向美國企業提供服務，銷售從香煙到即棄紙杯等的各種商品。然而在把 Bernays 定為洗腦大師之前，Pick 希望我們能夠理解他當初為何涉足公共關係業務。
Bernays 是一名猶太人，他在歐洲的親戚都在納粹的恐怖統治下蒙受極大苦難。Bernays 痛苦地領悟到，即使在看似最文明的思維中，也會潛藏著瘋狂而殘忍的人，只需一位像戈培爾這樣的公關天才，為那些模糊的情感重新賦予形狀，就可能產生極為恐怖的東西。即使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顯然也無法抵擋洗腦。Bernays 在其著作 Propaganda 中警示世人，他們的思想可能被穿著時髦西裝的壞人扭曲、污染、混淆或入侵。
Pick 認為 Bernays 的警告放諸今天，迫切性比起半個多世紀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認為我們很容易會成為自己大腦的清洗者，建立起迴聲室，只聽與自己同樣的聲音。我們開始將觀點誤認為是事實，開始無法想像一個我們構思以外的現實。在結語中，Pick 呼籲大家主動去探索差異和困難，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根據自己所發現的，選擇改變自己的想法或堅持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