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西方哲學經歷「語言學轉向」後，語言被視為理解世界的根本，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甚至宣稱「文本以外無一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美國哲學家 Crispin Sartwell 卻在學術平台 Aeon 撰文分析，如今世界不再是由報章文字堆砌，而是影像氾濫。全新的經驗基礎，加上現實世界的苦難，更顯得語言學轉向的哲學脫節離地。
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在 1967 年出版論文集「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後，這個術語開始流行起來，以說明探討語言本質的哲學潮流 —— 20 世紀哲學家逐步偏離「存在本質」這類經典課題，反而認為哲學家在解答問題前，必先釐清提問所用「語言」的本質。Sartwell 認為，1890 至 1910 年黑格爾與康德唯心主義哲學過度複雜，艱深得難以跟其他學科溝通，特別跟一日千里的實證科學脫節，是推使哲學界急切轉向的原因。
20 世紀初，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摩爾（G. E. Moore）便是通過分析提出哲學問題的「語言」本身，從而解決和破解哲學難題。譬如摩爾沒有嘗試解答存在的意義，反而深思「存在」這個詞的意義。這種思考策略在羅素學生、摩爾同事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著作「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得到極致體現，通過釐清「邏輯上完美的語言的條件」以定義哲學的界限。
這種對語言和邏輯的重視，開創出「分析哲學」派系，至今仍主導英美哲學系，與傳統的「歐陸哲學」分庭抗禮。雖然兩派互相否定，但兩者共相其實比我們想像的多，歐陸哲學其後亦經歷不一樣的語言學轉向 —— 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法國哲學群像，同時轉向探討語言如何建構現實，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更主張我們活在沒有所指的符號世界，如同一個包含所有「現實」的迪士尼樂園，成為我們認知的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哲學。
難以回應真實世界的苦難
1976 年德國詮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寫道：「語言是我們存在於世的基本運作方式，也是構成世界包羅萬象的形式。」到了 20 世紀晚期，類似觀點同時適用於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兩者殊途同歸，但如同 19 世紀末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過度複雜離地，語言學轉向的哲學主張也愈益脫離人類經驗，迫使哲學家放下上世紀遺產，以提出新的哲學課題。
Sartwell 提醒，學者對語言的癡迷，以為每個人總是像閱讀書籍一樣體驗世界，某種程度上是知識分子的視野局限，從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當今世界是由影像與文本複合而成，人類甚至被氾濫影像的虛擬現實所包裹，不再是昔日報章堆砌的文字世界，也不是維根斯坦所經驗的世界。當這種物質基礎有變，語言學轉向也愈來愈難以解釋人類集體經驗。
更重要的是，這些上世紀的哲學遺產，難以回應世界真實的苦難。Sartwell 舉例，威脅全人類的環境氣候課題，使語言建構現實的主張無關痛癢，甚至突顯其主張之虛妄 —— 任語言如何建構出碳排放論述、不管是否被言說，粒子的物質互動才是問題的根本。任何哲學試圖貶抑發生於自然界的現實，或者視之為純粹人工建構的現實，不僅是離地，更可為世界帶來深遠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