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Infosphere:為何有香港仔水塘?因為金文泰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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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水塘。 圖片來源:KingRobert/Shutterstock
文:崔永健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以「毛來由」為筆名在網媒寫香港歷史及時政文章。

香港島地方雖然細,但就有 3 個大水塘,究竟點解?固然,在英國租借新界前,香港島佔英屬香港全境面積之大半,所以香港最早的水塘 —— 薄扶林水塘,很自然地建於港島。可是,香港仔水塘是於 1920 年代末開始興建,當時新界早已成為英屬香港之一部分,用來建水塘的空間多的是,為何當時殖民地政府還要在小小的香港島,闢地興建新的水塘呢?這是源於 1925 至 1930 年間出任香港總督 —— 金文泰(Cecil Clementi)的堅持,部分是源於他對 1997 年新界租約期滿的憂慮。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最極力提倡英國須將新界變為英國永久屬地的,就是金文泰。在省港大罷工(1925 至 1926 年)後,金有感於國共兩黨主導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已經嚴重威脅到英國在華的勢力。在國民黨北伐期間,兩個在長江沿岸的英國租界 —— 漢口及九江,先後給中國民眾及國民革命軍衝擊,然後英國決定棄守。金文泰認為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很快就會要求提早收回新界。金文泰雖然漢學造詣極高,但他仍以英帝國的利益及威望先行,認為英國不能以不斷讓步,來回應中國的反帝民族主義運動,他必須展現英國保護香港及其他在華利益的決心。再者,隨著香港都市擴張,割讓地與租借地漸連成一體,若新界在租約期滿後歸還中國,英屬香港將難以生存下去,所以他主張要吞併新界。不過,不論是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部,還是外交部,很快就否決金文泰的建議,認為這建議是昧於形勢,只會為中國的反帝運動火上加油。

金文泰想永續新界的努力失敗後,開始質疑在租借地的基建計劃,是否值得去做,當中包括已為上任港督司徒拔(Edward Stubbs)批准的新界城門水塘,以及其供水港島的跨維港水管計劃。金文泰認為,除非可以確保英國在 1997 年後繼續統治新界,否則不該在租借地興建殖民地賴以生存的重要設施;再者,金文泰亦指出新界不在殖民地軍事防區之內,這會令港島在戰時有斷水風險。他問殖民地部,究竟作為殖民地核心的香港島,應否依賴來自新界租借地的食水供應。殖民地部官員回應金文泰說:「你想得太長遠啦!」(carrying foresight too far)。在 1928 年 9 月,殖民地部會議決定港島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該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代表殖民地部完全無視金文泰的質疑。

可是,心繫英屬香港長遠前途的金文泰,還是想令割讓地盡量做到食水自給,所以提出要在香港仔與建新水塘,需時 3 年完成,造價約為 300 萬港元。同時間,金文泰提出要取消跨港輸水管道計劃。殖民地部批准香港仔水塘計劃,但香港的行政局(當然仍是以官員為多數)除了一人贊成外,全部都反對香港仔水塘計劃,認為是既昂貴又不必要,港島日後接收更多來自新界水塘的供水就可以了。固然在制度上,金文泰中可以無視行政局的反對意見,但在實際上,若金文泰一意孤行,就要得到「祖家」更大力的支持。

結果,香港仔水塘計劃,就提上帝國防務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之下的海外防務委員會(Overseas Defence Committee)審議。最後在 1928 年 12 月 6 日委員會會議決定,支持香港仔水塘計劃,不過這是因為委員會相信在港島再建一個水塘,有助於殖民地防務,而不是認同金文泰對 97 大限的憂慮。所以委員會也決定,港府在興建香港仔水塘期間,須同時興建跨港輸水管道。到這兩項工程完成後,就開展新界城門水塘第二期工程。之後,香港仔水塘工程隨時展開,到 1931 年正式開張啟用,但當時金文泰已不是港督,無法親身見證他的「親生仔」出世。

固然,香港仔水塘最後建得成,是因為倫敦也認為該水塘有助於防衛香港。不過,若沒有金文泰想永續英治香港之志,因而堅持香港島食水自主,也不會有這個水塘。

文章為崔永健之博士論文一部分。

參考資料

  •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在香港的圖書館及檔案館也找到副本):
    CO 129/503/2 、CO 129/507/6、CO 129/509/15、CO 129/511/20
  •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年)
  • Chan Ming-kau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 Edmund S.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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