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退休後，自然會失去一大部分相對穩定的生計來源，很多都需要依賴個人積蓄和公私營退休金過活（香港沒有正式退休金計劃，而以強積金取代）。退休保障制度之穩健，對普羅大眾的福祉至關重要。挪威奧斯陸大學政治學家 Carl Henrik Knutsen 和 Magnus Rasmussen 就在學術期刊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撰文，嘗試驗證退休金制度與專制國家的政治穩定，存在甚麼樣的關係。
現時，一些學術文獻會視社福政策為一種「提供個人保險，以防止失業或傷病等風險的機制」，又或者促進資源再分配的工具。不少學者會從選舉角度解釋社福體制之立意，故此他們提出的理論很多時更適合解釋民主國家的情況，例如有學者指出大多數選民都是避險者，即使社福體系成本高昂，他們仍更喜歡有多一重保險，而相對貧困的選民則更有動力投票予承諾財富再分配的政黨。然而 Knutsen 和 Rasmussen 認為，專家們時常忽略專制國家亦會推行社福政策。
最著名的例子是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時期德國的福利國家體系，但這並非孤例。政治學家 Isabela Mares 和 Matthew Carnes 分析了 60 個發展中國家案例，發現其中 40 個國家在專制時期已經推出首項老年金政策。Knutsen 和 Rasmussen 分析了從 1880 年代開始超過 140 個國家的數據，也發現專制政權採用或者保持退休金制度的機率，其實與民主政體相約。於是他們想了解為何專制政權會花資源在退休金上，而不是用於私人消費或確保政權穩定。
Knutsen 和 Rasmussen 提出退休金制度正正可保障專制政權。他們的統計分析顯示，只要有關制度是「內生採用」（endogenous adoption），即受內部因素而非國外因素推動，就與政權可存活的機率呈現出顯著關聯。兩位學者指出，過去學者提到政治吸納（co-optation），會更關注當權者如何通過分發資源，建構出一套「恩惠網絡」（patronage networks），招攬支持者來捍衛政權。其實退休金制度亦把資源針對性地分配給特定群體，變相也是一種政治吸納。
除此之外，退休金制度亦讓專制政權作出「可信的未來分配承諾」。一般而言，退休金相當透明、穩定、可預測，到一個特定歲數、符合一定公開條件即可領取，而且統治者如要逆轉制度，往往要負出沉重的政治成本，這一點與其他分配機制，包括立法和個別政策等，效果截然不同。故此，退休金制度可幫助解決專制政權要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 ——「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s），換句話說，就是市民憑甚麼要信政府。
而且，退休金制度不同於一般純公共商品（如交通津貼），又或者全民派錢，有關制度其實是針對特定群體（退休人士），專制政權可以把他們變成「關鍵支持者」（critical supporters），而不用在其他群體上浪費寶貴資源。而且這班「關鍵支持者」又有足夠人數和多元，相反例如職業安全和殘疾保險，直接受惠人數較少，人們感受到的風險也較低，便不是政權優先考慮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