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Edward Hopper 已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現實主義畫家之一。其位於紐約華盛頓廣場附近的住所，正因紐約大學將進行擴建而面臨拆卸。他曾寫信向參與改建的建築大師 Robert Moses 求助，表示想購買附近一帶的建築以阻止工程；惟 Moses 表示雖然「個人而言，我完全不同意」，但「公職人員不能介入」。
這段書信連同 Hopper 抵制該開發計劃的其他信件，早前就於曼克頓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Edward Hopper 的紐約」展覽中展出。一直以來，他從不吝嗇表達個人的藝術觀點，卻甚少以知識分子立場批判社會。今次人們或能透過最直白的書信，更深刻領會其作品之精微。
綜觀 Edward Hopper 由 1908 到 1967 年間的數十幅素描、版畫和繪畫，這座被他視為家的城市，在巨大時代背景之下，似乎有太多缺失 —— 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勞工罷工、民權運動，多次紙帶遊行（ticker-tape parade）彷彿都不存在；亦從不見帝國大廈、布魯克林大橋或任何地標，以及當中人群的蹤影。
然而，他在 1927 年的作品「城市」（The City）中，展示了他最愛的華盛頓廣場景色；當中有他居住的聯排別墅街區，還有想像中各種風格的建築。他是在感嘆社區將改頭換面？還是急不及待擁抱一個充滿活力的大雜燴都市？1930 年作品「週日清早」（Early Sunday Morning），呈現一排兩層建築的荒涼街景，微弱晨光穿過「街井」和理髮店旋轉燈而留下長長的影子，對比右上方那參天聳立的灰色陰影，可是在暗地裡抗議曼哈頓興建摩天大樓？
他還一次又一次揭示了人們的孤獨。無論是 1927 年「自動販賣機」（The Automat）中那個背著櫥窗，凝視手中咖啡杯的女子；1939 年「紐約電影」（New York Movie）中那位站於影院一角，托腮低頭沉思的帶位員；還有 1953 年「小城中的辦公室」（Office in a Small City）中，那個凝視烈日下煙囪和水塔的職員，他們是否如觀者所感，是在往內凝視心中的孤獨和疏離？抑或也在想像和反思將來外面的世界？
Hopper 向來沉默寡言，也從不解釋自己的作品，認為「所有答案就在畫布上」。他會乘坐高架地鐵 —— 如今幾乎都已絕跡 —— 窺探街上行人的日常生活，從萬家燈火中尋找這座城市的無數故事。他在 1953 年幫助創立的「現實：藝術家觀點雜誌」（Reality: A Journal of Artists’ Opinions）中，強調「人類內心生活，是個廣闊而多樣的領域」，藉此對日益盛行的抽象表現主義表達不滿。他批評當時藝術界一頭栽進純粹來自「紋理和色彩的刺激」，而鼓吹者是在營造「一種不負責任、勢利和無知的氣氛」；紋理、顏色，還有其他繪畫元素，是用來「達到更大目的，即描繪人和他們的世界」。他還在日記中寫下抱負，決心創造「一種可引發想像的現實主義藝術」。
現時不少博物館也扯上政治議題，或希望透過展覽來指出社會問題和解決方針。然而，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讓參觀者感受到的，卻是更安靜、雋永和普遍的東西，就像Hopper 筆下女人臉上的一束陽光般，短暫而特殊：他尊重每個獨特的主題和觀眾，各人境界不同，自有不同見解；他的作品，為觀者留白，任其想像他究竟是在表達人物與環境的變化和意義，還是另有一番體會。
假如 Hopper 知道紐約大學最終保留了他的頂樓工作室，或得悉城市理論家和活動家 Jane Jacobs，阻止了 Moses 在格林威治村興建高速公路，可會稍為寬慰？又或者，他是如何看待惠特尼博物館這座「玻璃鋼塔」；現時的高架公園（High Line），正是從古舊的高架火車軌道發展得來，一路伸延至博物館，每年讓數百萬人可像 Hopper 那樣，以獨特而人性化的目光窺探瞬間萬變的城市生活，自行為心目中的紐約作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