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研究領域，要邀請別人做訪談、拍攝受訪者，都是常見的工作。事實上筆者在香港大學受僱的第一個研究項目，就是當年由港大社會學系主導，一個對香港創意產業的訪談和觀察研究。在受訪者的同意下，研究團隊走訪各大小媒體、廣告、創作公司，實地拍攝訪談內容以及工作環境，最後製成了一條紀錄片，揭露香港創作工業的實際工作情況。
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以學術活動為名，合理化其種族優生主義的研究，現在西方國家對學術活動有非常高的道德審查。常見做法是當學術研究一旦涉及其他參與者，就必須經過校方的獨立小組審批道德正當性，即所謂的 Ethical review。如果研究活動牽涉社會上較為脆弱的群體，例如犯罪活動受害者、病人、性小眾等，審批條件會更為複雜，以確保該活動不會為參與者做成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即是「Do no harm」原則。在學術界角度，未成年人同樣是要受額外保護的一群，因為未成年人的人生閱歷有限，未必能完全理解、想像到參與活動對自己未來的影響。
因此，想要未成年人參與，是必須得到他們家長的同意，但學界還會有其他條件保障參與者的利益。例如在參與活動之前，參與者會知道整個研究過程、當中收集到的資料、日後其資料被使用的方法等。另外，參與者會被告知自己可以在任何時候要求暫停攝錄，甚至退出研究，而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因為學術研究和拍攝紀錄片一樣是要求真，強迫參與只會影響研究人員和受訪者的關係，破壞互信，影響到的不只有個別研究員，還有整個社會對於學術界操守的觀感。
行筆至此，讀者必定能夠聯想到筆者想評論的事件。我不認為（商業）紀錄片製作，需要遵守同樣的道德審查標準，因為創作需要自由、空間，有些時候更是要大膽打破常規。但「Do no harm」的原則，我認為是不同行業都需要謹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