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十九歲的我」最近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獎，票房成績也不錯，但網上有文章質疑，片中年輕受訪者沒有得到被拍攝者應有的權利，導演做法似乎與紀錄片道德有所抵觸。事實上，紀錄片敘述他人的真實故事，電影導演及監製如何保護提供故事者，成為紀錄片及其製作道德（Documentary Filmmaking Ethic）的關鍵。
美國大學媒體受及社會影響中心（CMSI）在 2009 年的研究中，訪問了 45 名專業紀錄片製片人，歸納出拍攝紀錄片會面臨哪些道德挑戰，當中電影製作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是重要一環，甚至被視為友誼以下，卻也超越工作合作的關係。
研究中提到，由於明白到有些被拍者只是素人，社經權力較拍攝者少，為了不讓受訪者暴露於危險中，或令其處境比拍攝前更壞，電影製作人會自願與受訪者分享決策權。大多數受訪者事前均會簽署授權書，同意在製作過程中，製作者能夠全權編輯、擁有所拍下的畫面，但製作人通常會提供更多商榷餘地。他們認為拍攝對象有權改變主意，或可以在電影公開放映前，先觀看與自己有關的素材片段，甚至整部電影。
像電影導演 Gordon Quinn 拍攝紀錄片時會告訴受訪者：「我們不是記者；我們將與你共度數年。記者不會給你看拍攝得來的影片，但電影完成之前會讓你看。我希望你簽署授權書，但我們會認真聽取你的意見。最終這必須是我們共同作出的決定。」在某些情況下，他更會說：「如果有甚麼是你不能忍受的，那麼我們可以討論、爭辯及實際地對話。最後如果不能說服你，我們就將之刪掉。」
有些人更認為，提前看到拍攝素材，有助受訪者預先適應將要遇到的情況，從而避免未來出現更多問題。一位導演回憶說：「我知道其中一個受訪者的私人資訊，我認為這會使電影更豐富，但她是向我個人吐露心聲，而不是以電影製作人的身份⋯⋯ 於是我們跟她討論，讓她安心，先給她看相關片段，她也認為可以。」
不過，當電影製作人難以同情、理解及同意受訪者所關注的事物時，或者當受訪者擁有比他們更多的社經權力，並試圖控制電影最終成品時，他們也會堅持立場，不會任由受訪者決定影片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