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十年，人類的科技和生產力不斷進步，很多國家的人均收入都持續上升。按道理，人類社會會走向繁榮安定，可是各國人民卻變得愈來愈躁動，其中在 2019 和 2020 年，世界就出現一波波的示威浪潮。在 2020 年，資深的對沖基金經理洛內甘（Eric Lonergan）和布朗大學國際經濟教授布萊斯（Mark Blyth）就出版了野心之作「憤怒經濟學」（Angrynomics），希望提供答案。
洛內甘和布萊斯過去一直有研究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洛內甘除了是對沖基金經理，也一直撰寫金錢哲學（philosophy of money）的議題；布萊斯則研究經濟體系的運作和公平問題，在 2016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為他出版了有關緊縮政策的著作 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這次的「憤怒經濟學」圍繞了 3 大命題，由資本主義過去 150 年來的歷史軌跡，到當下世界人民的集體憤怒，再到對未來的解決方案。整本書以多個小故事和作者二人的對話穿插，以簡單明暸方式揭示問題。
兩位作者把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比喻為一部重複當機的電腦。他們把現代資本主義分為 3 個階段：資本主義 1.0（1930 年代以前）、資本主義 2.0（1970 年代以前的凱恩斯時期）和資本主義 3.0（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可是，不同於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1970 年代的大滯脹時代，現時資本主義制度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後，一直沒有辦法重啟，因為是這部機器存在一些「bug」—— 薪資停滯、資產泡沫、過度借貸和不平等。
洛內甘和布萊斯嘗試分辨壞的憤怒和好的憤怒。他們形容前者是一種受到民粹政客鼓動、訴諸於原始本能的「部落式憤怒」（tribal anger），而後者即是一種「道德義憤」（moral outrage），並會轉化成對無能、腐敗政權的抗爭。兩種怒憤都是回應技術官僚政治失敗所造成的真空，但只有後者是健康的表達。不過，當很多評論人以文化角度，把「部落式憤怒」單純視為種族主義的時候，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絕望的忠告 —— 歸咎窮人種族主義，總比幫助他們脫離貧窮容易。
他們就引用了英國的例子呈現人們的憤怒。在 1981 年到 2017 年，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漲了一倍，可是食物銀行的使用量卻同時急升了 1,000%。有一次，新特蘭爆發了脫歐示威，當地本來是汽車工業重鎮，但英國工業慢慢走向沒落。當時，有一名支持留歐的政客表示脫歐會損害「我們的 GDP」時，群眾立即大叫：「是你的 GDP！」這個例子反映了人們的經驗，與理論模型的脫節，政治家、經濟師、學者再無法把系統推回正軌。
不過，兩位作者有嘗試在書中的最後一部分，講述一些他們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法，例如「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雙軌利率」（dual interest rates）、碳稅（carbon tax）等。國際貨幣基金的評論就認為云云方案當中，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是最有趣，鼓勵政府更積極地以低息債券利潤投資到股票市場上。「金融時報」的評論也指出主權財富基金可以在不用加稅的情況下，協助財富重新分配。
「金融時報」的評論讚賞兩名作者時指，當人們以為生活在一個憤怒的世界是理所當然的時候，「憤怒經濟學」一說則樂觀地提出我們是可以脫離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