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樂敏
法蘭克福書展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書展，沒有之一。每年共有來自 80 個國家的參展商、全球 5 大出版社、本地德語出版社、出版相關業務，例如：版權代理、發行商、印刷商、電子書商等都有攤位，也有古董書商及手工藝術家參展。場內亦設有版權洽談中心，給各國代理洽談業務。即使它所佔的場館已比 10 年前有所縮減，今年第 5 館裝修，也讓不少出版社、國家館、版權代理公司所佔的攤位變小，但它仍然雄佔 4 個主要場館，各有 3 層，每層約有香港書館 Hall 1 的一半，屈指一算，也足有香港書展的 3 到 4 倍。另外還有各種給專業人士及一般讀者的活動，初次到訪的確會眼花瞭亂，不知從何入手。
猶記得筆者於 2018 年第一次到書展觀摩，的確被世界的出版震撼到，不自覺捧回一大堆不同國家的最新出版書目，諸如加泰隆尼亞、法羅群島、斯洛文尼亞、盧森堡等。那年的主題國是格魯吉亞，大會設有專題展館，並以德語譯入大量格魯吉亞作品，雖然筆者不懂德語，仍然可以參觀攝影展，及以英語，德語和俄語三語即時傳譯的講座，了解格魯吉亞的新作者。除此之外，不少國家館或出版社設有講座空間，每天都有數十個講座，以德語和英語佔多，想知道世界出版動向就不得不跑場了。2019 年的主題國是挪威，氣候問題成了當年熱話，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也有到訪作座談會和簽名會。不過筆者沒有像第一年一樣留到展覽結束，因為最後 2 天的週六、日，對象多是本地德國人，大部分國家館已人聲疏落，準備回家。
今年是疫情過後首次嘗試回到相當的規模，講座數量明顯減少，德語講座比例佔多，也有不少場地給予烏克蘭的組織及出版社，辦展覽和講座，亞洲各國展館的編排較鬆散，中國館、香港館、新加坡館也沒有到場，以歐洲為中心的感覺相當重。
過去幾年，筆者特別留意版權交易，這門在香港近乎隱形的行業，到底是如何運作？每年不同語種的版權代理在書展碰面，他們的日程都是滿滿的，3 天下來的 20 多個會議，有時會議只有半小時，就向出版社介紹他們作者的新書。
為甚麼這些簡介會有效呢？文學是這樣談回來嗎？因為出色代理應當知道出版社的風格及編輯感興趣的類型。筆者今年有幸約到好些編輯，問他們對甚麼有興趣，他們都說對甚麼都有興趣呀，很開放的樣子，細問他們過去成功的出版，才知道興趣各異，有人喜歡有議題的類型小說，有人喜歡輕鬆幽默的長篇作品。這不是個人的品味這樣簡單，成功的出版社一般都能創造他們的讀者群，他們的眼光領導讀者的品味，為他們的國家帶來新的視野。再加上每個國家的讀者的閱讀習慣、性情氣質都有點不一樣，代理除了需要出版社人脈，也需要知道各國近年受歡迎的作品，才能成功把作品從一個語言帶進另一個語言。
這些版權會議很重要，但也只是第一步，之後編輯還要讀試譯本，出價、搶手的作品會有多家出版社競投，代理翻來覆去和出版社敲定細節和簽約，再找合適的譯者。出版社編輯和譯者反覆斟酌文句，從簽約到出版，最快也要 1 年的時間，譯本才能推出市場。
在這個版權交易和出版流程中，非常關鍵但又最容易被忽視的崗位，必定是譯者。他們往往被認為只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工具」，卻很少人討論，譯筆對作品如何在另一個語言被接收有多大影響。譯者幾乎是作品在另一個語言的「作者」，他們擔當文化傳繹，甚至再創造的角色，讓另一語言的讀者聽得懂，體會語言之美。他們的譯本的好壞幾乎決定了作品有多受歡迎。筆者沒有仔細比讀過賴明珠和林少華的村上春樹，更不讀日語原文，但觀乎坊間討論甚多，就知道譯文有多關鍵。作為讀者，我們多多少少都得自覺，我們讀的是他們的村上春樹，而不是真正的村上春樹。
正當香港的大出版社都有專屬的部門負責版權交易，那麼在香港能推動中小型出版社的版權交易嗎？近年英語出版對譯本的接收有上升的趨勢，2018 年英語譯本的出版佔總出版量 6%，比 10 年前上升了 1 倍，可見英語讀者日漸開放，希望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聲音。關鍵香港中小型出版社的方向和定位，到底你的書向誰說話？是香港的讀者，還是世界的讀者？這到底要出版社去捕捉，既是香港人，也是地球村人的讀者的口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