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時間原點，說是 1967 年以後，港英政府的社會政策變化才開始，應該是學界普遍的共識。但如果要尋找民間實踐的起點，「街坊福利會」應該八九不離十。
雖然過時過節會拜黃大仙和車公，但從來聯繫香港人的不是特定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堅實的傳統規範。神明充其量只是一種手段、一種無以名狀的方法，幫助自己達成特定的目的。目的通常都是錢，算是年度盛事的觀音借庫可見一斑。
在表述的層面上，身份認同也許依附著所謂的普世價值，正如過去幾年大家在媒體上所見的例子。但在歷史上，政治制度從來沒有給予香港人時間和機會，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實踐。所以縱使搬出「普世價值」，那都是一種想像和嚮往，多於實在的經驗。對於當下的社會行動來說，這是一種即時性的策略，或者是權宜的歸納法，而不是對於特定價值的忠誠。
香港人身份是建基於一種共同生活經驗的連帶感，也是「拍硬檔」式的時空共同感。於是，「香港人」其實是一種街坊福利會成員的終極延伸，目的是為了在共有時空中，尋求互相利益的最大化。當大家都生活在「獅子山下」的想像時空中，香港本土的社會權益就是共同爭取目標。從小規模的街道清潔，到改變社會政策的參與權，當然經濟上的共贏不會在議題上缺席。
街坊福利會的哲學是共贏，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各有各做。成員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他人的差異，只要不損害自己利益，盡可以給予對方方便。但求留一線，日後好相見，這種江湖式的人際關係，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雖然這種哲學某程度上也是社群版本的各家自掃門前雪，所以各個街坊福利會又會組成聯會，在組織層面上尋求另一次的共贏。
街坊福利會就是中間團體，承擔著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如果再加上市政局和區議會之類的官方接頭窗口，意見通達理想的話，大眾的生活經驗連結政策制訂，這就是理想的公民社會形式。
可惜的是今時今日市政局已成歷史，區議會也成笑話，甚至對於香港人來說，名為「香港」語境也變得非必然。也許當下最迫切的，不是爭執那一個訴求才是最純粹，而是重建在地的街坊福利會共同體，始終生活經驗才是「香港人」身份的共同語言 —— 不管重建的地方是在地球上的哪一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