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席自由派知識分子李怡逝世。李怡終身從事政論、出版、報刊主編，一生人只做了一種職業，而且只有一種信仰，就是知識分子如何令中國人生活得最幸福。
雖然他的早年，信仰受限於馬克思和共產黨，但其實此一嚮往：改善國家、民族生活幸福的願望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中國的政治環境：由 40 年代末，被視為貪污無能的國民政府退出大陸，中國知識分子滿懷希望，迎來一個新的共產黨政府，到後來毛澤東使用暴政、鄧小平復出而又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環境如鏡花水月，風起雲湧，但照鏡的人還是那一個。
李怡幸好來到殖民地的香港，在百花齊放的環境，主辦殖民地政府所能容忍的政論雜誌，而且早期有共產黨資助背景。沒有英國人信奉的寬容，也就沒有「七十年代」與李怡影響香港台灣海外留學生知識分子的一個時代。
但如果將李怡比作法國的伏爾泰，卻未免忽視了背景的不同。中國並不是 18 世紀初期的法國，雖然有雷同之處。18 世紀初的法國，路易王朝雖然頗為專制，路易十四奉行朕即國家的獨裁，但尚未到殘民自肥的暴政。
准許若干知識分子發表政見，但因為司法黑暗，教會專權，所以才有伏爾泰和盧梭等人提出的天賦人權說。
伏爾泰沒有因為為民請命而被投入監獄，但中國的帝制卻連綿不斷，雖然經歷過 20 世紀中期，大陸的民國、香港的殖民地管治，開創了短暫的空間，這才出現了由胡適、魯迅到李怡和殷海光，此一短暫的中國現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風景。
但隨著 1949 年大陸閉關，香港到了 21 世紀初，逐漸也實行閉關，李怡的自由主義也無法生存。
加上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從來未曾經過現代化。所謂的 Intellectuals，應該叫做「知識人」，應該不只限於讀文科和歷史政治的所謂書生，而應該包括醫生、律師、銀行家、工程師。但是在中文的系統裡，一說到「書生」，就聯想到只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的文科人，而不包括科學家和金融界精英。
中國人社會將「文科人」定義為「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有為民請命的義務，但是科學家和金融銀行家卻不必有。
而在西方社會，天文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同時關心社會，為人文的前景發出警號。愛因斯坦對西方的教育和經濟都發表過許多偉論，特別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西方現代世界。
然而，丘成桐和段崇智，一旦由美國應聘到北京和香港，都不能發表在他們的專業範圍以外的意見。一旦段崇智在香港的中大學生參與社運之時，以校長身份付出某種的關懷，即刻遭到親中勢力的惡意攻擊。
這就是中國人社會對所謂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局限。李怡的「七十年代」，以海外台灣留學生為對象，當時他們許多在美國讀電腦和電機工程，卻同時跨界組織保釣運動，而保釣是一種社會關懷。他們只能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作此越界的研究和活動，回到台灣，一切都被監視，因為當時台灣處於戒嚴狀態。
李怡的悲劇在於太過孤獨，而他的孤身馬拉松，雖然在下半生也贏得掌聲，但掌聲只限於掌聲，來自觀眾，而不是整個知識專業階層，包括工程師和醫生，聽了李怡的政議，積極地投身改善社會人民生活幸福的工程。
只有李怡一個人，用一生跑完了這場危險的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