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長達接近三年的「抗疫」戰，令不少人明白醫學其實可以存在不同觀點，同一種病毒，有歐美頂尖學府的專家會支持與之共存，又有香港學者認為共存即是共赴黃泉。但醫學問題不單是科學，也是政治的問題，醫學專家的判斷足以影響數以百萬人的生活。其實早在疫情爆發前，就有學者呼籲大家關注醫學霸權的問題。
愛丁堡大學訪問教授 Richard Smith 曾於蘇格蘭和紐西蘭行醫多年，在 1979 到 2004 年任職於行內甚具權威的「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長年擔任期刊編輯，是英國醫學界的重量級人物。2018 年，他於該期刊發表題為 The Hegemony of “Health People” 的文章。當時，英國的國民保健計劃又再額外獲得 200 億英鎊撥款，但與此同時，當地的教育、社福、司法、地方議會都因為長期缺錢而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Smith 於是反思，何解健康需要變成凌駕一切之上，又批評當時英國的醫學制度已經變得不可持續。為此，Smith 把與另一位社群醫學家 Pritpal S Tamber 的對話，整合成 10 點，讓大家了解醫學霸權是如何建立起來。
- 市民大眾的健康，並不是由醫院和醫療制度「生產」出來。Smith 認為這點是無庸置疑，但人們往往難以明白，每當大家提到健康，就會立刻聯想到醫療護理，但兩者其實是截然不同的類別。
- 社會環境因素（財富收入、住屋環境、教育水平、階級地方）才是影響大眾健康的關鍵因素。當中至為關鍵的，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講的「能動性」（Agency），指人有沒有能力去行動，去作出改變。
- 然而，對健康的詮釋權已經被醫學體制所「佔據」（expropriated），該體制擁有財富、權力、知識，以及方法，去定義究竟何謂健康、健康如何被量度出來。
- 保障健康不同於治療疾病。有些負責撥款和運作醫療體制的人，理解到現行制度之「無能」（impotence），然而，現行制度仍繼續吞噬更多資源，同時生產出更沒有價值的東西。
- 現行醫療體制會不斷尋找替代方案，搜索一些「社群」，特別是那些沒有權力、健康情況最差的人，然後生產一些改善方法。
- 於是，醫學專家們會弄出一些「社區計劃」，但很多時他們會因為不知道從何入手而失敗收場。當然，有少部分計劃能夠收到成效（如美國的密西西比州和英國倫敦的堡門貝利），但通常都並非由醫學專家發起，而是熟悉社區，知道社會狀況會如何影響健康的人。
- 當人們社群自救成功後，會吸引到「公共衛生專家」的目光，這些專家通常只是醫療體制的代理人，信奉生物醫學模型，認為健康是個人的，並且主要從生物學指標量度出來。
- 根據傅柯的理論，醫學專家會憑藉知識和權力來奪取控制權，他們會認定自己知道更多，會奪去社群的能動性 —— 然而，能動性才是健康的關鍵，令社區可以應對日常問題。
- 市民可能要走進醫學語言，例如數據、科學、研究等，來證成過往恆之有效的日常方法。不過，其實有很多其他方法醫學尚未能完全理解，但醫學家的傲慢會無視這些方法。
- 不過醫學霸權還是不會被撼動。醫學專家擁有精湛的電腦模型、數據庫、期刊制度、理論、知識，但思考模式不會走出生物醫學模型。中產、大學為基礎的醫學霸權會繼續主導社會。
Smith 認為，長此下去，整套制度並不能持續，又未能服務市民所需，終究還是有需要重構醫學體系和所服務的社區之關係。大家要建立一套更具包容性、參與性、反應更積極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