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威懾」（deterrence），部分國家會嘗試透過軍事威脅，試圖阻嚇對方不要進行某些行為，例如外訪一些地方。可是，不是所有的威懾行動都有效，最基本是要對方感受到威脅的可信度（threat credibility），在國際關係學中，就有所謂的保證理論（commitment theory），解釋如何才能構成有效的威懾。
水牛城大學政治學家 Vesna Danilovic 指出，傳統而言，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威懾力由兩個元素所組成，分別是一個國家作出威脅的能力（capabil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雖然主要列強都有能力採取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懲罰措施，但就未必有意願去實踐所作出的威脅。已故知名軍事學家 William Kaufmann 認為，威懾策略的問題核心在於國家的「動機」（intention）；於是，國際關係學也衍生了一個學派研究保證理論。
其中一本有關承諾理論的著作，是 1960 年出版的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由已故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Thomas Schelling 所寫，分析了國家如何維持威望（reputation）。Schelling 提出一點：國家的保證力與國際舞台事件相互依存。首先是「空間依存」，如果一個國家未有及時回應一個地區的問題，也會影響她於其他地區所作出威嚇之可信度；另一方面是「時間依存」，國家過去的表現，會影響其現在及將來的保證力。
除了提出保證力的依存性外，Schelling 還指出訊息技巧（signaling technique）的重要性。他認為國家不用表現得完全沉著理性，顯得事情都在掌握當中。有時候，國家表現得魯莽、難以預測，會讓人覺得威脅更可能成真。他指出威懾是一場「冒風險的競賽」（competition in risk-taking），這包括要著手進行一些可能會引發意外災難的活動。Schelling 的理論啟發了很多學者，例如史丹福大學知名的政治學家 James Fearon，去細分和比較不同訊息技巧的效用。
Fearon 認為，當一個國家願意發出、承擔成本高昂的信號，信號就更可信。所謂的成本可以單單是軍事動員（如軍事演習）、政治宣傳，以至有限度的軍事衝突（如從前中印邊界對峙），甚至可以是引致對方自衛反擊的高風險行動（例如派戰機隊穿越對方領土）。他提出兩種提高訊號成本的方法：一種是沉沒成本（sinking costs），即是要做無法挽回成本（irrecoverable cost）的行動；另一種是自縛手腳（tying hands），即作出一些如果自己食言就會有沉重後果的行為。
前者的例子，可能是大型的軍事動員和演習，無論結果如何都已花費成本。而後者最嚴重可以是類近宣戰宣言的最後通牒，把國家榮譽都綑縛在一起。Fearon 認為後者雖然令戰爭風險更大，但就更加有效。不過，他也指出如果國家宣示過後，卻不遵守承諾，就要負上龐大的「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s），可以令國家信用破產，影響執政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