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全球民主退潮，很多本來民主的社會變得專制，同時很多專制國家走向更獨裁。在政府的高壓審查下，新聞業界步入黑暗寒冬。不過，社交媒體普及帶來些許曙光，其中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的出現，能抗衡由政府和大財團操縱的主流媒體。惟知名傳媒人及作家 James Bloodworth 作出警告，部分公民記者亦會傳遞假新聞。
公民新聞可以被理解為置於傳統大眾媒體框架以外的新聞模式。公民記者可以是任何一位熱心市民，他們的出現，受惠於互聯網的誕生，解放了資訊收集和傳播的方式。市民不單單再是被動的接收者，也可以參與資訊創作的過程。有人認為公民新聞的出現，令市民有更多選擇，一些過往不被關注的群眾終於能被看見，而且可以扮演防火牆的角色，令主流媒體在散播不實資訊的時候可以受到制衡。不過，公民新聞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Bloodworth 指，現時很多人相信，只要手持一部智能手機就能成為記者，因此報道新聞和「創作」新聞的界線愈來愈模糊，而公民記者很多時是由社運人士所主導，立場傾側單一陣營。他批評標榜為獨立媒體的 The Canary 和 The Skwawkbox 就顯然不在乎真相，更關心如何為工黨領袖做勢。The Canary 曾刊登假新聞，指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 Laura Kuenssberg 曾為保守黨大會發言。當然，右派媒體同樣會散播假新聞，例如 Breitbart 曾聲稱有傳單要求曼城居民收起狗隻，以尊重穆斯林傳統。
有人會反駁，主流媒體同樣有立場偏向，而在現實世界中，新聞報道就是文宣。左翼評論人 Owen Jones 就指，如果主流評論員覺得自己是秉持中立，不像左翼作家般受到意識形態驅動，他們其實是置身於幻覺當中。不過 Bloodworth 回應，Owen Jones 是一名專欄評論家，不是新聞撰稿人，故此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以左翼身份寫作。然而，一些「獨立」的公民記者網站，連撰寫新聞都套用了意識形態的視角，最終只淪為單純的文宣機器。
Bloodworth 認為，公民媒體不應以主流媒體同樣刊登帶意識形態傾向的新聞為理由，將自己製造假新聞合理化。無疑，主流媒體選擇新聞題材時，編採團隊會有很大控制權，前線記者也可能受潛意識的偏見影響。然而，這個情況不同於有意識地捏造真相 —— 而這正正是很多公民記者所做的。他續指，主動尋找真相，但是偶然失敗，與為了意識形態目標而主動扭曲真相，兩者存在根本的分別。公民記者痛恨主流媒體是因為後者，但有時候卻以此為起步點。
他形容，公民媒體已等同一個「網上謊言產業」（online lie-factories）。他憂慮這個現象正蠶食民主社會的根基，如果人們對於事實沒有一個基本共識，大家都不相信任何東西，民主體制就難以維繫。假新聞的危險性，不單單在於造成社會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也會滋生民粹主義，有人會標榜自己追求樸實的真相，鼓動一部分群眾。長此下去，公民媒體不是為熱衷社會事務的群眾帶來更多選擇，而是帶來更霸道（overbearing）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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