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全球總生育率為 5.1，時至 2019 年已跌至 2.4。要維持人口穩定更替，平均每名婦女需生育約 2.1 個嬰兒，但世上一些大型經濟體，例如美國、日本和中國，生育率卻長期偏低。
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老齡化中心（Columbia Ageing Centre）教授 Vegard Skirbekk 指，全球頭 15 大經濟體的生育率，第一次全部少於維持人口所需；截至 2020 年，約有 100 個國家的總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惟他認為，其實毋須過分憂慮，因為後果或不如想像般災難。
鼓勵生育，邏輯何在？
人口大國如印度，生育率在 2020 年跌至低於替代率；其他亞洲國家，例如韓國，自 2017 年以來總生育率更只有 1.1，屬全球最低水平。惟現時全球大部分經濟產出均來自低生育率國家，Skirbekk 刊於「經濟學人」的文章指，數字下降引發政界、專家及投資者的恐懼，擔心退休金制度、醫療保健系統和經濟增長，會受低生育率拖累。教宗方濟各今年初就形容，選擇養寵物而不是孩子的夫婦自私。
一些國家為了提升生育率，選擇改變人口政策，中國近年就開放「三孩」政策。然而，設法催谷或鼓勵生育，往往只能短暫影響出生數字。不少國家正在引入兒童補貼、一筆過嬰兒獎金等生育計劃；據聯合國統計，2019 年全球有 28% 的政府制訂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高於 1976 年的 9%。Skirbekk 認為，這些計劃雖可以改善家庭生活，但生育與否背後有諸多影響因素，例如更有效的避孕方法、生殖自主權、女性有更多機會、撫養孩子的開支、人們花更長時間學習、有宗教信仰的人數減少、社會對不同的家庭結構及生活方式態度更寬容等。另外，許多推遲生育的人，是低估了於生涯較晚期受孕的潛在困難。
沒人工作，養不起退休社會的謎思
對於生育率低，人們其中一個擔憂是勞動力老齡化，導致創新及生產力停滯不前，但事實未必如此。Skirbekk 指這種想法通常基於不準確的假設 ——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衰退過程。他稱通過學校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及提供就業，可以促進人們整個生命週期的健康、認知功能和動力，緩解受年齡影響的生產力下降問題。另一個說法是，年輕工作人口太少，無法支撐社會的退休人口，例如目前老年撫養比率冠絕全球的日本，就常被指正處於超低生育率、超老齡化社會人口的危機中。然而，Skirbekk 認為這種預測有誇大成分。
他解釋，即使是生育率高及年輕人口多，都不能保證一個社會裡，擁有生產力的成員以及接受照顧的成員，兩者可保持良好平衡。關注老年撫養比率，無非考慮到人們年老後身體狀況可能轉差，需要更多資源照料。Skirbekk 則表明，各國人口中，與年齡相關的疾病，發病時間相差可長達 30 年，且在年齡結構較大的國家，這些疾病往往更遲出現。所以考慮如何維持福利系統及經濟之時，應更關心人口的健康及教育，而非單純的年齡問題。
通過投資醫療保健及教育提高整體生產力，人們可能有更大動力延長工作的日子；更有效率的學校教育，可鼓勵自願的人更早投入勞動力市場。從已有人口中發揮更大潛在勞動力，或是適應低出生率的做法之一。他補充，一些國家其實還有大批未充分利用的勞動力 —— 女性。2019 年韓國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雖已達到 6 成，但仍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 65% 平均水平；去年土耳其相關數字更低見 32.5%。當然，生育率低也不必定就代表人們永遠要為此增加工作量。機械及自動化可接管大量人手任務，故即使勞動力減少，生產力還是有望提升；何況機械人可減輕很多工作的體力要求，創造更適合老年人的工作條件。
低生育率不代表發展停滯。相反，過去數十年，伴隨較低的生育率而來的，是生育自主權利、性別平等及教育進步，還意味著家長可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資源。儘管如此，Skirbekk 提醒，政府應努力將生育率保持在 1.5 以上。因為一旦每名婦女平均生育少於 2 名孩子，生育率就不太可能增加，低於 1.5 個，反彈的可能性則更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生育率就只得 1.3。保持生育率在 1.5，目的是避免世代更替收縮過快，畢竟極低的生育率，始終會導致財政緊張，打擊經濟及創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