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叫魂」這種發生在兩百多年前的愚民妖術興風作浪的事，與今時今日有甚麼 relevance 呢？把這件事和今日清零大風暴相提並論，會不會有點牽強？
只能說，眼下是一個好機會，可以重新拜讀美國歷史學家孔飛力這本題材有點冷僻的著作。
這事說來平平無奇：1768 年乾隆「盛世」一個普普通通的春天，江南民間忽然冒出一種傳言，說有「妖僧」穿省過村，專門剪走男童的髮辮，向他們作法，竊走童子的魂魄為自己所用，於是恐懼和怨恨的氣氛開始彌漫。
這樣的起因，身為 21 世紀的現代人當然覺得不值一哂，但是如果你把案中的傳言，換成吃鹽可以防輻射，打復必泰比打科興危險，或者蓮花清瘟比必理痛有效，大致便能體會一兩分這樣的民意。
有些和尚當然不忿被冤枉，主動去縣衙喊冤，壞事便滾雪球那樣開始層層加碼了：首先是衙役這等低級公務員，趁機向和尚勒索。可是遊方的和尚哪裡有錢？於是衙役就用「叫魂」的罪名把他們拘捕。縣令出於利益共同體，通常都支持衙役之辭，於是嚴刑拷打，將和尚屈打成招，再宣佈自己破案有功，又換得民心穩定。犧牲了和尚這個代價，但是換來縣官與愚民的雙贏，很划算。
但是，這樣聳人聽聞的案件，縣令必須要向上級呈報，浙江的按察使收到各地的報告，發現案情十分不妥：縣令草菅人命，衙役勒索威迫，身為儒家士大夫，他還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於是為和尚主持公道，衙役受到應有的責罰，為免事情鬧大，引起所謂「群體性事件」或者蔓延到其他地方的「連鎖反應」，浙江官員沒有再向北京上報，也沒有向民眾公開。
本來事情可以到此為止了，按照普世的良好意願，如果這樣比較正直的官員，運氣也比較好的話。但不要忘記這裡是大清國，大清國的政治和民情，不可能令事情簡單收場。
浙江官員這種處理手法，換言之可以說是一種地方自治權，一向是政治敏感點，而朝中的滿漢官員一向有嫌隙，甚至北方與南方也有矛盾，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好衰唔衰」，同樣的叫魂怪案又在山東發生。山東最高級的官員巡撫，是一個滿官，本來他也可以低調處理，但由於案件牽涉到蘇州、杭州這樣的南方重鎮，他不得不打醒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應對 —— 應對的當然不是調查真相，而是他擔心，如果浙江官員秘密上奏了北京，而他不這樣做的話，那麼在皇帝眼裡，他便成了包庇妖術，那還了得。
令事情變得更複雜更危險的是，金字塔頂端坐著一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一個極為驕傲的人，自稱十全武功，統治一個如此龐大帝國，他最不能容忍的有兩件事：一，官僚系統不在自己全權控制之下，官員竟然有事不上報，「膽敢欺君」；二，民間竟然存在某種使用神秘法術的群體，遊走各地，宣揚「邪說」，最終會不會危及滿清的合法統治地位？於是，叫魂這種本來只是愚民口耳相傳，毫無根據的傳聞，經乾隆皇帝的政治命令，必須「嚴查嚴打嚴防」，星火燎原，迅速在大清國大規模發作，變成一件拆天的大案。
這其中牽涉到從上到下，各個層級之間的敵意：皇帝藉機測試官員是否對自己完全效忠；滿漢與南北不同勢力的官員互相傾軋；高級官員對低級公務員的壓迫；低級公務員對普通屁民的欺壓與掠奪；屁民對和尚方士這種邊緣族群的歧視。
最要命的是，叫魂成為一個政治迫害的最佳理由，任何人若心存報復，或有舊怨，都可以誣陷對方是叫魂的「妖人」，「妖黨」，向官府舉報。官員也正好以查案抓捕規模的擴大，當作政績工程，趁機向乾隆皇帝表忠：「聖上請看，我們如此盡忠職守，以地毯式搜尋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妖人一個不留，全部捕獲，一次過清零。」一場 Perfect Storm 於此雲集而成，大災難便順勢爆發了。
不必親臨現場，也可以想像，當時的大清國，是如何一片腥風血雨，而源頭只是一個憑空編造出來的很腦殘的傳言。
形成如此海嘯級別的災難，其中有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低下階層因為毫無人身權利，朝不保夕，有如暗無天日的洞穴裡的生物，極其容易被恐懼和瘋狂驅使，亦即歷史學家所說的「人口劣質化」。
他們沒有一丁點財產、物業、土地所有權，毫無政治地位或權利意識，生活狀態與動物無異。乾隆「盛世」滋生了大量人口，但這大量人口其實沒有甚麼意義，並不能帶來技術革新，經濟增長，市場擴大和生活的改善，反而因為這些因素極度匱乏，造成許多人失業（今稱「靈活就業」）甚至饑荒，社會秩序的瓦解。
孔飛力自稱，他這本書寫的也是當代中國（而當時是 1990 年），回過頭來再看 2022 年中國獨有的這場「大瘟疫」，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