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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問,「叫魂」這種發生在兩百多年前的愚民妖術興風作浪的事,與今時今日有甚麼 relevance 呢?把這件事和今日清零大風暴相提並論,會不會有點牽強?
只能說,眼下是一個好機會,可以重新拜讀美國歷史學家孔飛力這本題材有點冷僻的著作。
這事說來平平無奇:1768 年乾隆「盛世」一個普普通通的春天,江南民間忽然冒出一種傳言,說有「妖僧」穿省過村,專門剪走男童的髮辮,向他們作法,竊走童子的魂魄為自己所用,於是恐懼和怨恨的氣氛開始彌漫。
這樣的起因,身為 21 世紀的現代人當然覺得不值一哂,但是如果你把案中的傳言,換成吃鹽可以防輻射,打復必泰比打科興危險,或者蓮花清瘟比必理痛有效,大致便能體會一兩分這樣的民意。
有些和尚當然不忿被冤枉,主動去縣衙喊冤,壞事便滾雪球那樣開始層層加碼了:首先是衙役這等低級公務員,趁機向和尚勒索。可是遊方的和尚哪裡有錢?於是衙役就用「叫魂」的罪名把他們拘捕。縣令出於利益共同體,通常都支持衙役之辭,於是嚴刑拷打,將和尚屈打成招,再宣佈自己破案有功,又換得民心穩定。犧牲了和尚這個代價,但是換來縣官與愚民的雙贏,很划算。
但是,這樣聳人聽聞的案件,縣令必須要向上級呈報,浙江的按察使收到各地的報告,發現案情十分不妥:縣令草菅人命,衙役勒索威迫,身為儒家士大夫,他還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於是為和尚主持公道,衙役受到應有的責罰,為免事情鬧大,引起所謂「群體性事件」或者蔓延到其他地方的「連鎖反應」,浙江官員沒有再向北京上報,也沒有向民眾公開。
本來事情可以到此為止了,按照普世的良好意願,如果這樣比較正直的官員,運氣也比較好的話。但不要忘記這裡是大清國,大清國的政治和民情,不可能令事情簡單收場。
浙江官員這種處理手法,換言之可以說是一種地方自治權,一向是政治敏感點,而朝中的滿漢官員一向有嫌隙,甚至北方與南方也有矛盾,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好衰唔衰」,同樣的叫魂怪案又在山東發生。山東最高級的官員巡撫,是一個滿官,本來他也可以低調處理,但由於案件牽涉到蘇州、杭州這樣的南方重鎮,他不得不打醒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應對 —— 應對的當然不是調查真相,而是他擔心,如果浙江官員秘密上奏了北京,而他不這樣做的話,那麼在皇帝眼裡,他便成了包庇妖術,那還了得。
令事情變得更複雜更危險的是,金字塔頂端坐著一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一個極為驕傲的人,自稱十全武功,統治一個如此龐大帝國,他最不能容忍的有兩件事:一,官僚系統不在自己全權控制之下,官員竟然有事不上報,「膽敢欺君」;二,民間竟然存在某種使用神秘法術的群體,遊走各地,宣揚「邪說」,最終會不會危及滿清的合法統治地位?於是,叫魂這種本來只是愚民口耳相傳,毫無根據的傳聞,經乾隆皇帝的政治命令,必須「嚴查嚴打嚴防」,星火燎原,迅速在大清國大規模發作,變成一件拆天的大案。
這其中牽涉到從上到下,各個層級之間的敵意:皇帝藉機測試官員是否對自己完全效忠;滿漢與南北不同勢力的官員互相傾軋;高級官員對低級公務員的壓迫;低級公務員對普通屁民的欺壓與掠奪;屁民對和尚方士這種邊緣族群的歧視。
最要命的是,叫魂成為一個政治迫害的最佳理由,任何人若心存報復,或有舊怨,都可以誣陷對方是叫魂的「妖人」,「妖黨」,向官府舉報。官員也正好以查案抓捕規模的擴大,當作政績工程,趁機向乾隆皇帝表忠:「聖上請看,我們如此盡忠職守,以地毯式搜尋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妖人一個不留,全部捕獲,一次過清零。」一場 Perfect Storm 於此雲集而成,大災難便順勢爆發了。
不必親臨現場,也可以想像,當時的大清國,是如何一片腥風血雨,而源頭只是一個憑空編造出來的很腦殘的傳言。
形成如此海嘯級別的災難,其中有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低下階層因為毫無人身權利,朝不保夕,有如暗無天日的洞穴裡的生物,極其容易被恐懼和瘋狂驅使,亦即歷史學家所說的「人口劣質化」。
他們沒有一丁點財產、物業、土地所有權,毫無政治地位或權利意識,生活狀態與動物無異。乾隆「盛世」滋生了大量人口,但這大量人口其實沒有甚麼意義,並不能帶來技術革新,經濟增長,市場擴大和生活的改善,反而因為這些因素極度匱乏,造成許多人失業(今稱「靈活就業」)甚至饑荒,社會秩序的瓦解。
孔飛力自稱,他這本書寫的也是當代中國(而當時是 1990 年),回過頭來再看 2022 年中國獨有的這場「大瘟疫」,一切盡在不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