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憑藉得天獨厚的深水港，在港英時期慢慢發展成世界級的港口城市。可在開埠早年，沿海的地理位置既是香港優勢所在，同時也是連場惡夢的根源，每逢風季雨季都洪水不絕，不單破壞房屋基建，更造成人命傷亡。已故資深工程師 Colin Michael Guilford 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的研究文章，就講述港英政府早期如何構建水系統。
1843 年，即開埠第三年，當時香港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建築物都是匆忙興建，未有做好配套設施。4 月時，港英政府因為要釐清土地所有權，煞停所有工程項目，地盤在雨季形成多個大水氹，滋長蚊蟲，成為疫病助力。5 月，香港爆發十分嚴重的瘟疫「香港熱」，奪去城內逾 700 人性命，佔當時總人口超過 1 成。疫後港英政府痛定思痛，開始進行城市改革，改善通風和遮陰。根據 Guilford 的考究，當年開始，港英政府亦著力建造排水設施，提升城市衛生水平。
到 1847 年，維多利亞城已經鋪設總長 740 米的排水道。為了保護低窪地區，港英政府特別開通多條主排水明渠（drainage nullahs），最早一條設於美利兵房附近，Guilford 指該渠名為「美利兵房明渠」（Murray Barracks Nullah），坊間另一說法為「雅賓利明渠」（Albany Nullah）；同時期又有另一條明渠設於域多利兵房，兩條水道皆貫穿海軍的專用船廠區。而今天灣仔的石水渠街，據說早年曾經有一條石水渠，流經醫院山山腳。
可是，港英政府早年的排水系統，遠不能滿足港島日漸膨脹的城市規模，當中快活谷是重災區，該區的稻米和蕃薯農地被買斷後，荒廢的平地經常被淹浸。每當大雨，泥水從山丘經黃泥涌（字面意思正是黃色泥水形成的溪流）湧進快活谷一帶，令當地變成沼澤，成為公共衛生的隱患。疾病依然困擾軍營，特別是歐洲來的士兵。1851 年，白人軍人的死亡率高達 24%，而平民死亡率亦達 10%，當中包括不少水手。
香港早年建設的排水體系工程質素亦參差。1860 年，一次大暴雨就沖毀大部分引水設施，廣州市場（Canton Bazaar，亦即中環街市前身）很多房屋倒塌。後來，政府建造了一條闊 6 米、深 3.6 米，由東角流入維多利亞港的明渠「寶靈頓運河」（Bowrington Canal），引走快活谷集水區的河水。可是到 1874 年甲戌風災，香港再次面對狂風暴雨，明渠氾濫，把洪水連捲起的泥土沖毀周邊民居。
1877 年到 1882 年軒尼詩出任港督期間，港英政府認為香港衛生問題源於本地華人更常用傳統的堆肥式廁所，而非西式的沖水式廁所。1883 年，香港曾爆發霍亂，令政府更有決心要重整全港排水系統，然而到 1894 年又出現一波鼠疫大流行，令香港猶如死城，市區的主要排水系統要在此之後才完成建設。1896 年，政府立法規定所有房屋都要連接排水系統，同時陸續興建更多明渠，1924 年後鼠疫基本上消失，而瘧疾的死亡數字也持續下降。到 20 世紀後期，香港已經成為衛生水平偏高的全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