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一名寵物店職員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政府其後為店內動物進行病毒測試，發現當中 11 隻倉鼠呈陽性，於是以防止病毒變種為由，決定撲殺約 2,000 隻倉鼠及其他小型哺乳動物。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讚揚政府行動「重要、果斷及明智」，但很多市民就認為手法殘忍。其實，這類以撲殺動物抗疫的做法，在學術界一直飽受爭議，有科學家認為沒有足夠實證說明成效。
人畜共通病（Zoonosis）是公共衛生的一大威脅，由沙士病毒到伊波拉病毒，再到今次疫情，一般科學家都相信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所致。過去，人類為防止病毒傳播，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大規模撲殺疑似受感染的動物；現時全球平均每天有數以十萬計的動物因此喪命。去年，三位分別來自以色列、葡萄牙和新加坡的醫學家，就在學術期刊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撰文，呼籲大家反思這種做法。
撲殺真的有用嗎？
文章以瘋狗症為例子，2010 時，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的 76 個成員國中，有 46 個都會以捕殺野狗來控制瘋狗症爆發。不過多份研究指出，在流浪動物出沒的地方撒播口服瘋狗症疫苗餌塊，無論是成效抑或成本效益，都遠比直接殺死動物顯著。2008 年印尼峇里島爆發瘋狗症，當地政府一口氣撲殺了10.8 萬頭犬隻，可是依然未能控制疫情。最後，在一些國際動物權益組織幫助下，當局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才得以平息。
另一個例子是英國牛結核病疫情，多年來一直威脅農場生計，雖然是牛隻染病，但有些人相信野生獾（badger）才是病原體，當地政府為維護農民利益，就採取各種行動。研究團隊分析了 1998 年到 2006 年的數據，把英格蘭分為 10 個地區，有些地方用「反制捕殺」（reactive culling）策略，在牧場爆疫後捕殺周邊的野生獾；有些地方則選擇「主動捕殺」（proactive culling），有沒有疫情都好，都會定期殺死野生獾；最後一類是甚麼情況都不殺。
數據顯示，「主動捕殺」可以減少該區牛結核病爆發數字 25.7%，但就同時令周邊兩公里地區的感染數字增加 7.6%，而且成本十分高昂。「反制捕殺」就更加是既昂貴又沒有成效。2016 年，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自己也做過模型推算，最樂觀的情況下，要在一個地區撲殺足足 70% 野生獾，才可以在 4 年間分別減少該區和周邊兩公里地區 32.7% 和 0 .6% 的牛結核感染，若以 7 年期間推算，則分別是 38.4% 和 31.2%。三位專家都質疑當中的成效。
環環相扣，健康一體
三位學者就提出一個近年學界流行的概念：「健康一體」（One Health）。我們不能單看人類福祉，也要顧及動物生存空間，以及我們身處的自然環境，很多時候三者環環相扣。以牛結核病為例，撲殺野生獾固然是動物權益問題，但同時是一場生態災難，牠們是自然環境中的掠食者，有份維持野外地區的生態平衡。除了野生獾，很多沒有染病的牛隻都會一同被殺，浪費大量資源，而畜牧業本來就會釋放大量的碳排放。
三位學者又指出，其實還有很多其他預防方法，例如疫苗接種、提升監察系統，以及控制動物的流動路線等。以長遠效益而言，撲殺動物不見得比這些做法好，但這些做法更能維繫人與動物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另外，愈來愈多英國民眾有動物權益的意識，2011 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抽樣調查就指，63% 人反對撲殺野生獾。當然，仍有不少農民支持捕殺，學者認為，這種思維或緣於一些刻板印象，例如獾是不潔的動物，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這些則涉及教育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