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女孩安妮法蘭克，在日記中寫下了納粹德國佔領荷蘭時期躲避追捕的生活。1942 年 7 月，在父親奧托（Otto Frank）安排下，法蘭克一家人匿藏在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街（Prinsengracht）263 號，直至兩年後的 8 月 4 日，黨衛軍（SS）帶領荷蘭警察到場突擊搜捕。加拿大傳記作家 Rosemary Sullivan 就在新作 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 中，探討究竟是誰向納粹透露他們的藏身之處。
據安妮．法蘭克基金會（Anne Frank Foundation）介紹，奧托自 1940 年起，向業主 Pieron 家族承租 263 號整棟建築，即今天的安妮之家。安妮之家本已建有附樓，奧托起初將主樓底層用作營業場所，一樓及二樓成為儲物室及辦公室，為此，他新建一條連接一、二樓的樓梯，盡處就是往附樓的通道；及後則於入口前設置可旋轉書櫃，使其成為附樓隱藏入口。
在安妮一家四口匿藏於附樓一週後，為奧托工作的猶太人赫爾曼（Hermann van Pels）一家三口獲准進入附樓避難；同年 11 月，隨著猶太裔牙醫弗里茨（Fritz Pfeffer）加入，附樓人數增至 8 人。這樣的日子直到 1944 年 8 月 4 日，奧托正在向赫爾曼的兒子彼得（Peter van Pels）上英語課時，納粹分子登上樓梯並打開附樓的入口，令 8 人被捕。至大戰結束，只有奧托一人從集中營中倖存。安妮撰寫的日記，往後就由協助安妮一家的梅普（Miep Gies）女士保存，再交給奧托出版。
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 Daniel Finkelstein 指，安妮如何被納粹找出，一直有不同推測，產生不少嫌疑人，而且每個人背後都有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2016 年，荷蘭電影導演 Thijs Bayens 與記者 Pieter van Twisk 便籌備開拍紀錄片，2017 年退休資深 FBI 探員 Vince Pankoke 領導專家團隊，使用最新技術調查背叛安妮的懸案。經過幾年努力，小組認為已找到真相，同時作家 Sullivan 亦在書中描述小組人員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
Finkelstein 指，專家小組早期仔細回顧各種理論，包括研究事件會否可能只是一場不幸 —— 安妮一家被出賣只是其中一種可能，警員或只想掠奪貴重物品，恰巧遇上一群猶太人。不過，警員當時知道如何登上附樓，反映他們除了擄掠財物外，有其他目標。另外，倉庫經理 Willem van Maaren 常常被人懷疑是出賣者，van Maaren 本身知道附樓的存在，往後曾承認於倉庫偷竊，又打聽過大量關於建築物的問題，甚至會把鉛筆直立在桌上、撒麵粉在地板上，試圖得知晚間是否有人走動。
不過，調查表明，當時從電話得知匿藏消息的官員十分高級，van Maaren 根本無法接觸到；至於鉛筆和麵粉，van Maaren 解釋是想捉賊。其他理論及嫌疑者，還包括猶太裔荷蘭女士 Ans van Dijk。此人在大戰期間與納粹合作，假裝從事抵抗工作，出賣數以百計猶太人。儘管她的活動範圍就在安妮藏身之處附近，但團隊發現案發時 van Dijk 並不在阿姆斯特丹，而是身處烏德勒支（Utrecht）滲透一個大型抵抗網絡。協助安妮一家的 Bep Voskuijl 及其妹 Nelly Voskuijl，曾因跟奧地利納粹的關係與家人鬧翻，並前往法國為德軍工作，也在嫌疑之列；不過團隊認為，這個理論只屬猜測。
隨著時間推移，調查小組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看似沒有嫌疑的人身上。Bayens 早前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指出，小組相信背叛者可能是當地猶太人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范登伯格是一名猶太荷蘭公證人，且曾是當地猶太委員會（The Jewish Council）一員。該委員會由納粹在戰爭期間扶植建立，由於有可能協助大屠殺，故委員會充滿爭議。
調查小組發現，范登伯格曾用某種方式，使自己獲指定為非猶太人，同時退出委員會。不過范登伯格的舉動及後遭遇阻礙 —— 其生意較早前遭沒收，但新接手人感到被騙，於是設法重新指定范登伯格為猶太人。吊詭的現象在往後：失去一切保護，淪為一名普通猶太人的范登伯格，不知何故，他與女兒都不用前往集中營；何況 Pankoke 向 CBS 表示，早在 1943 年 9 月下旬猶太人委員會已遭解散，成員被送往集中營。小組認為，范登伯格利用自己在委員會期間獲取的猶太人隱藏住址資料，作為保護自己與家人的交換籌碼。
小組的另一重要根據是，奧托戰後返回阿姆斯特丹時，曾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范登伯格正是出賣附樓秘密之人，更指范登伯格還向納粹供出其他猶太人地址。Pankoke 補充，范登伯格的名字早於 1963 年的調查報告中已出現，但當時警方卻沒有跟進這條線索。Finkelstein 則同意，儘管調查小組對理事會或他本人會否知道這些地址的證據非常薄弱，但上述理論仍甚具說服力。
是次調查或許未能徹底查出真相，但調查結果引人深思。Finkelstein 指，當人面對賞金、極權威脅、恐嚇、詭計、拯救家人的想法等等各種促成合作的強烈動機之時，其他人想要在納粹魔爪下隱藏，是如此困難與危險。Bayens 承認，猶太人出賣猶太人的推論結果令人「十分痛苦」：「事件展示了納粹政權的運作能有多難以置信，他們如何使人去做這些可怕之事。而真正的問題是：『假如是我，會怎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