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專制政權整肅圖書館後，下架禁書會落得甚麼下場？東德便曾經把禁書封印在俗稱「毒草櫃」（Giftschrank）的密室，只准部分黨員和學者在館內閱讀。有學者多年後憶述閱讀禁書的神秘經驗；有守衛則借工作便利飽覽禁書，意外得到政治啟蒙，成為知名東德異見分子。
東德主要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曾經設置毒草櫃，按制度差異而有不同稱謂，如「禁書館」或「特殊科研文獻部」（ASF），專門收藏被指控蘊含危險思想的作品。前東德柏林國立圖書館哲學部負責人瓦里戈拉（Raimund Waligora）曾梳理其歷史，文章收錄於東德秘密閱讀論文集中。
二戰結束，美國、英國、法國與蘇聯佔領德國後，有共識要銷毀所有圖書館的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散播民族仇恨刊物，但遭遇到各地圖書館館長抵抗，斥責此舉威脅歷史文獻保存。盟國管理委員會於是頒佈補充條款，容許基於研究目的保存一定數量的納粹刊物，此藏書庫正是「毒草櫃」的雛型。
隨著東西德分裂局面形成，兩德也各自為政，東德方面開始畫蛇添足，審查所謂「人民公敵」和「社會主義反對派」的書籍，集中存放萊比錫國家圖書館（Deutsche Bücherei Leipzig）和柏林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的毒草櫃。初期遭殃的作品，幾乎都出自史太林政敵手筆，特別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人。
後來，東德圖書館也會從西德秘密購書，部分被封存在毒草櫃內，但由於沒有明確審查指引，因而衍生各種荒謬情況 —— 不少純文學作品淪為禁書，著名西德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作品「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其 1971 年版本也被封存毒草櫃，但 1963 年第一版卻又離奇開放借閱。即使是東德出版書籍也未必倖免，譬如一本引介中國人民公社的論著，便受中蘇交惡拖累而扣押毒草櫃。
打開重門深鎖的毒草櫃
被視為危險思想溫床的毒草櫃，當然要經過重重審批方可進入。已退休的圖書館學教授西拉（Torsten Seela）受訪時分享，1980 年代修讀博士時，因研究納粹集中營的閱讀風氣，於是得到指導教授擔保使用毒草櫃的納粹文獻。這些擔保本身是潛藏政治風險，一旦有人利用禁書宣揚異見，擔保人將負上沉重後果，因此教授通常不敢亂作擔保。
進入重門深鎖的毒草室後，所有讀者只能留在「特殊閱讀室」閱讀，每人獲分配一張桌子，期間不得與他人交流，你不會知道身旁的讀者身份，難保其中有監視讀者的國安人員。不是黨員的西拉亦提到，不時受到管理員刁難，對其猜疑的程度「有點像妄想症患者」；他又留意到部分疑似黨員幹部，與管理員特別熟絡，只有他們才可接觸到毒草櫃的真正機密資料。
當然，如何嚴密的制度，百密也有一疏。著名東德異見作家浮士德（Siegmar Faust）分享，年輕時在萊比錫國家圖書館當過夜班守衛，於是有機會乘工作便利，在禁書運進毒草櫃前搶先預覽，因而涉獵過知名蘇聯異見作家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德國詩人恩岑斯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及貝恩（Gottfried Benn）的作品。
浮士德從此讀書成癮，每日都迫不及待夜幕降臨，縱然書籍數量太多，叫他來不及完全消化，但依然足夠充實他的精神世界，為他帶來政治啟蒙 —— 他從違禁的左派著作和報章發現，原來毛派與托洛茨基分子、德國社民黨青年團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左派內部鬥爭，比起對付所謂「階級敵人」來得還要激烈，從此動搖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
可惜這段讀書時光維持不久，他有次偷偷把索贊尼辛半自傳小說「癌病房」（Cancer Ward）借走後，遭當局懷疑監守自盜。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他還是惹禍上身，被刑事科警員上門搜屋，發現他與西德出版社秘密通信，結果人生首次遭國安部拘留，此後走上異見分子之途。嗜書如命的浮士德，回想擔當圖書館守衛的經歷時形容：
我有很多美妙的發現，那是我人生最如痴如醉的時光。我那時不喝酒、也不喝咖啡，讀書就是我唯一的興奮劑。
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瓦解，東德人也敢於公開批判審查制度。1987 年 5 月劇作家穆勒（Heiner Müller）在國際作家會議便公然批評，審查制度是史太林的遺毒：「我們不能永遠將社會不公歸咎於希特拉，東德也背負著史太林主義的罪惡。」1989 年 11 月柏林圍牆倒下，東德圖書館的審查制度鬆綁，毒草櫃館藏才得以重見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