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前日軍進犯香港，英國為減少傷亡，提前撤走在港的英籍白人婦孺到澳洲。任教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香港歷史學者 Vivian Kong 研究發現，當時倫敦政府認定英國人只會旅居香港，但不少在港英人被迫撤離時，竟然萌生出本土意識，在爭取返港的漫長歲月裡，寫下一封又一封請願書，表明視香港為家的心跡。
1940 年 6 月，納粹坦克在歐洲長驅直進，法國一下子戰敗投降；盤踞中國戰區的日軍伺機而動，3 個月後進犯法屬印度支那。剛剛從鄧寇克撤軍的英國，不但要獨力面對納粹入侵，殖民地香港也在日軍包圍下淪為孤島，戰爭的恐怖籠罩整個英帝國，推使倫敦要重新思考亞洲殖民地戰略。
在駐港英軍總指揮官多次請求下，倫敦戰爭內閣終於在 6 月 28 日下達命令，授權港府強制撤走英籍婦孺，先前往馬尼拉暫避，再轉往英屬自治領澳洲。港府在當晚頒佈撤離法令，不少英籍居民都不以為然，直至翌日港府引用「1922 年緊急法」，授權警隊執行撤離令，即時撤走「非必要」的英籍歐裔婦女和 18 歲以下兒童，數日後約 3,334 名婦孺被迫離港，佔在港英籍人口約 41%。
史無前例的撤離令引起掀然大波，不同群體各有怨言，有華人和歐亞混血兒抱怨港府不為他們安排撤離。即使受惠的英籍居民也有投訴，大多不滿撤離令粗暴濫權、拆散家庭，有留港丈夫提出法律挑戰，又組成「撤離代表委員會」（Evacuation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與遠在澳洲的妻小合力爭取返港。
縱然這些回港訴求經常昧於形勢，低估日軍實力和入侵可能，甚至質疑「掌權者誤讀來自倫敦的電報指令」，直到日軍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揮兵香港，請願運動才告一段落，但英籍歐裔居民已在此期間，前所未見在公共領域探討身份認同問題。
是旅居抑或定居香港？
根據 Kong 所發表的論文 ‘Hong Kong is my Home’: The 1940 Evacuation and Hong Kong-Britons，倫敦政府所擬定的撤離安排，背後是建基於一套刻板的種族假設。殖民地部次官 George Hall 在 1940 年 7 月 31 日回答國會質詢時，強調撤離令不會擴展至「定居」（domicile）香港的人員和家庭，換言之，殖民地部假定了英籍歐裔居民不會視香港為永久家園。1921 年人口普查同樣假定，英籍歐裔缺乏定居香港的意願，退休便會返回英國，所以只算是「旅居」（sojourn）。
於是乎，英籍歐裔居民有否視香港為家園，成為返港請願的核心課題。「南華早報」編輯文章認為，大多數撤走的英籍居民都視香港為家，觀點引起多位讀者共鳴，其後多名讀者來稿，細訴自己以香港為家的心路歷程，其中署名「Still Bewildered」的丈夫便如此描述：
我的妻子 3 歲來港，與父母在港居住 18 年，嫁給我後再住了 11 年；我們的兩名子女在港出生，我亦在港居住將近 21 年，（假如我到了退休年紀）也會在這裡安享晚年！如果我的家庭都不算在香港定居，還有甚麼地方是安身之所？
香港法庭處理相關司法覆核案時，亦有記載類似的故事；有人去信時任首相邱吉爾請願，信中聲明「香港是我家」；有人在澳洲爭取支持，領袖人物 Betty Clemo 便代表悉尼 800 個香港家庭受訪，坦言喜歡悉尼，但當地始終不是家。
不，請不要送我回英國
儘管不排除有人為家庭團聚，權宜下稱香港為家，但確實有人展現出強烈的香港意識，那怕在港至親已相繼離世。Kong 引述了 Ethel Egan 的故事，她攜同女兒撤離至澳洲，丈夫與長子卻先後在淪陷期間喪生，但她堅持回港的初衷。澳洲政府曾提議 Egan 戰後返回英國，但她表明離英 20 多年，早就不再視英國為家，「在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再沒有人脈聯繫和朋友」。她在 1943 年 9 月收到喪夫噩耗後，寫了 7 頁信重申回港意願：
我想待在丈夫和兒子墳墓附近，為當地醫院擔當義工…… 幫助有需要的人。我了解他們的語言、習慣、氣候和人民。戰後我不再想住豪宅，我想在需要援助時伸出援手、在那裡工作、在那裡終結，長眠在丈夫和兒子身旁。
等到重光之日，政府終於在 1946 年派遣輪船 Duntroon 接載居民回港，Egan 是 450 名乘客之一。縱然其時香港一片狼藉，但她餘生都待在香港，期間下嫁第二任丈夫，女兒和孫兒都在港完成教育。1965 年 Egan 與世長辭。
當日在澳洲受訪的 Clemo 也坐上 Duntroon，其任職中華電力經理的丈夫 Freddy Clemo 在 1953 年退休後，創辦旅行社成為香港旅遊業先驅，又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為九龍扶輪社（Rotary Club of Kowloon）創會會長，又接任九龍居民協會（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主席，該會為香港最早的政治組織之一。
當然，經過戰爭摧殘與家破人亡，很多英籍歐裔居民確實改變初衷，最後選擇返英或留澳，但 Kong 提醒，某種堅定的香港意識，同時在英籍居民之間萌芽，驅使部分人堅持回港，證明他們不僅僅視香港為旅居地。當學術界共識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是 1960 年代方才誕生，這些案例卻又表明，本土身份的萌芽可能遠早於戰前，而且不限於本地華人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