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逾 190 個國家簽署「巴黎協定」，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在本世紀末前阻止地球平均升溫 2 度（攝氏，下同），最理想控制於 1.5 度內。如要阻止地球升溫，各國需要竭盡所能減低碳排放。上週完結的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COP26），各國就如何實現巴黎協定，協商更具體的方針和時間表。全球政商盤算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此同時，亦有意見主張摒棄盲目追求經濟生產總值（GDP），認為「去增長」方能應對環境危機。
若要概括目前氣候危機的處境，可從「碳預算」來看，即在維持 1.5 度升溫目標下，大氣還能容納多少的碳放排量來計算。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 發表的特別報告估計，碳預算在 420 GtCO2（吉噸二氧化碳）至 580 GtCO2 之間。按 IPCC 估算，若要把暖化維持在 1.5 度目標範圍內，就需在 2030 年前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減至比 2010 年少約 45%，並於 2050 左右達至淨零排放。
2030 年為減排的重要死線，多個重要碳排放經濟體已提出 2030 年的減排目標：
- 中國：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前碳中和；
- 美國：2030 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5 年水平減半；
- 歐盟：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1990 年水平減少 55%，2050 年前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 印度：2030 年碳強度（碳排放／GDP）比 2005 年水平減少 35%；以及，
- 俄羅斯：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1990 年水平減少 70%。
要實現這些減排目標，各國的減排政策主軸大多是轉型低碳能源，例如可再生能源或核電、逐步淘汰最高碳排放的燃煤、淘汰燃油車、改善能源使用效率等。碳排放來自人類經濟活動，減排除了關注節能和使用低碳能源，還有其他要素。日本工程學家茅陽一在 1990 年提出「茅恆等式」（Kaya identity），把碳排放分拆成四大變項來理解：
碳排放量 = 人口 * 人均 GDP * GDP 耗能強度 * 能源碳強度
CO2 = Population * (GDP/Capita) * (Energy/GDP) * (CO2/Energy)
換言之，要減少全球碳排放量，其實有四大變項可以著手，即減少人口、減少人均 GDP、減低 GDP 的耗能強度（用更少能源來產生更大 GDP）、減低能源碳強度（轉用低碳排放的能源）。
減少人口和減少人均 GDP 看來是「離經叛道」。然而，看待經濟與環境兩者的理念可分成兩派，一派是相信經濟增長可與環境並存的「綠色增長派」（Green growth），另一派是相信經濟增長是有限度的「去增長派」（Degrowth）。「綠色增長派」相信科技創新終可為人類解決增長的條件瓶頸，例如相信可再生能源、生物科技可以為人類帶來源源不絕的資源和食物。以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錯誤為例，其正是缺乏科技創新視野，未能預視農業現代化的威力。
「去增長派」則認為，有限的地球資源無法支持無限的增長。特別是在氣候危機之下，全球可再排放到大氣的碳預算有限，即使各國努力轉型潔淨能源經濟，但假若人口和 GDP 繼續增加，最終仍會增加碳排放。因此，去增長倡議者提出，大家必須重新審視經濟增長的意義、了解何為繁榮和幸褔，從而解決長久而來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拯救地球。
不論是民主或獨裁國家，政客大多以促進經濟增長為口號，以增加 GDP 為功績。GDP 量度經濟體的物質及服務生產的價值，去增長派卻提出「經濟增長代表幸福」實屬迷思，因 GDP 增長未能完全反映一系列有關國民幸福的事項，例如環境破壞、居住質素、國民健康、工作時數、貧富差距等等。去增長倡議者提出，社會不應只著重物質消費，要擺脫以 GDP 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思維，由物質社會轉化成以簡單生活、無酬工作與活動為基調的社會。
COP26 到最後，所有國家都同意在 2022 年重新審視和加強其目前到 2030 年的排放目標，即國家自主貢獻（NDC）。協議最終文本承諾，「巴黎協定」簽署國「逐步減少」（phase down）煤電和「逐步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補貼。這些承諾如何執行存在變數，各國能否達到定下的減排目標，仍決取於各國政策的執行力。而距離 2030 年的中期目標只有 8 年多，去增長提倡的減緩生產方略，或能為錯失減排目標提供保險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