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的同時，柏林還舉行了一項公投：56% 的市民贊成由政府徵收部分私人土地，39% 的人反對。
由於社民黨（SPD）這次在國會贏得最多議席，新的柏林市長也將由社民黨人出任。新市長說，要尊重公投結果，不過她又說，徵收土地能否解決住房問題，她是有保留的，而且，如果這樣的做法違憲，就只好算數。
混雜在大選的新聞之中，這個公投似乎沒有引起主流媒體的關注，也許是他們缺乏足夠的 historical references。
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樣一項公投，為甚麼獨在柏林舉行？住房是全球大城市普遍的問題，柏林的人口與房屋的密度，在全球各國首都級的城市之中，應該不算很突出，我甚至沒有興趣去特別 Google。
也不用和其他國家比，只是在德國境內，西邊的漢堡、波恩、法蘭克福，有無同樣的公投呢？那裡的市民是如何應對住房問題的？這位新市長已經是一位中間偏左的政客，但是徵收土地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順應「民意潮流」，也很讓人信服，就等於公平正義，否則她就不必提醒市民，除了「公平正義」，也要考慮一下憲法的問題。
換言之，「民意」是否先天注定政治正確，其實是個疑問，甚至有違憲的可能 —— 如果國民都尊重憲法的話。民意甚麼時候是誠實而符合常識的（有時候一個正確的決定，不能立竿見影，可能要過多幾年才能見到益處），甚麼時候是頭腦發熱，甚麼時候只是耍無賴，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而狡猾甚至流氓政客就專會在這裡面翻手為雲，混水摸魚。
民意是極端善變的東西，而現代民主其中一個突出的「缺陷」，就正在於此。過去的貴族政治，普通人不需要為政治決定負責，承擔後果；現在則是合資格的選民，都需要共同負責，但負責從來不是一件好玩和輕鬆的事情。
美國參加越戰的時候，國內民意極力反戰，令美軍的前線行動拖泥帶水，結果不但收場是一地雞毛，還製造了越南難民的慘劇。至於越南移民大量湧入美國之後，有沒有引起工作、住房、教育和治安，以及文化衝突等一連串新的狀況，也需要選民為之埋單。
而埋單的事，民意一般不願意面對，最好不要提起。譬如說 2015 年底默克爾接收 100 萬中東難民的決定。且不說一時的治安混亂甚至暴力事件，只是文化差距，也需要德國人自己去慢慢「磨合」。至於媒體總是選擇淡化這類事件，或者乾脆隱而不報，也是為民意的三心兩意，盡量自我解脫。
這次柏林人公投，喊出了這樣的口號：「讓所有人都覺得租金相宜」（affordable rent for all）。如此冠冕堂皇，恰恰是民意的「虛偽」之處，之後又如何變卦打折扣，不得而知。
同樣，我也不知道柏林人的租金負擔到底有多困難，畢竟我們香港，以住房狹小、租金高昂，聞名全世界，實在沒有多餘的 motivation 去增進了解。我只知道，Affordable 本身是一個有極大彈性的形容詞。香港租金那麼貴，可是大部分香港人也沒有睡天橋底，香港的業主比率超過 50%，即使業主也可能會租房子，但如果政府民調，決計沒有人會說「我現在交的租金很相宜呀」，誰不會在這種問題上假裝一下呢？
這個口號當然很動聽，但仔細想一下：令所有人都覺得租金相宜，可負擔，那麼「所有人」的前提必須是，所有人的薪水差不多，所有人的開銷差不多，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差不多，所有人的家庭規模也差不多。所有人要住在柏林繁華熱鬧、安全便捷、寧靜優雅的地方，換言之，柏林也不存在不方便、不安全、不整潔，不夠格調的地方，歌劇院、咖啡店、美術館、運動場、醫院、幼稚園、銀行和律師的寫字樓，包括五星級酒店和米芝蓮餐廳的分佈，各區都一樣，否則「所有人都覺得租金相宜」，就不可能成立了 ——「為甚麼我花 1,000 歐羅，要住天水圍，而你的 1,000 歐羅，卻可以住跑馬地？我願意花 1,500 歐羅，搬到跑馬地，我能負擔得起，不可以嗎？」
不可以呀，為甚麼你竟然負擔得起呢？顯然你的薪水太多了，你應該多繳稅，然後安於住天水圍，不要再多囉嗦。
只是非常簡單的數學題，但是在柏林，有過濃厚社會主義傳統，56% 的民意是不屑計算的，為解決眼前的不爽就好，讓地主先埋單（當然，柏林人並沒有說要直接沒收土地，只是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而已）。至於接下來有甚麼後果，慢慢先算吧，一代人不夠，兩三代人接著埋單也沒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