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創辦人 Cornelius Vander Starr 剛踏足中國時，曾在 North China Daily News 擔任記者，但很快便重投保險業。稍有成就後，他更搖身一變，在中國經營起報業，成為媒體老闆，並毫不掩飾其反日情緒，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到日軍針對，旗下不少夥伴遭到暗殺。
1930 年，Starr 在亞洲擴展保險業稍有成績之際，開始其短暫的報業生涯。他認為當時中國應該有美國人的聲音（這句說話今天聽起來，是多麼的「大逆不道」），所以以 2,500 美元買入當地一份英文報章 Shanghai Evening News，並易名為 Shanghai Evening Post；及後再以 10,000 美元收購英資持有的報章 Mercury，並聘請了當時的資深遠東特派員 Randall Gould 擔任編輯。
兩份報章於 1931 年開始發行，日本侵華期間曾經中斷，及後日本投降，編輯室又開始筆耕；到了共產黨正式統治中國後，在接受不了審查的情況下，Starr 毅然結束其傳媒生涯。
Starr 於中國生活多時，熟悉一些華人傳統智慧，對「With money, a dragon; without money, a worm」（有錢一條龍，冇錢一條蟲）尤其深刻，所以他亦深知道，若果沒有後台，在報章上發表強烈觀點時，還是保持低調比較好。
但由於他的強烈反日及反「大東亞共榮圈」傾向，日軍曾於 1938 年暗殺其商業夥伴、當代華人工商領袖徐新六。Starr 悲痛不已，遂收養其兒子徐大春並供書教學，徐大春亦終其一生管理 Starr 遺下的基金會以作報答。
Starr 又以傳媒影響力「抵抗日本對其時中國事務搞局」，言論與當時歐洲國家對遠東地區的主流觀點相反。Gould 形容，當時 Starr 的報業王國做了很多踢爆、號叫及斥責（kicking, squalling, and upbraiding）的事情。
1939 年日軍侵佔上海時，Starr 仍然維持鮮明反日態度，不接受日本政府審查新聞內容，兩份報章的中文版曾單日大賣 10 萬份，成為「文化抗日」基地。但不久後報館遭到日軍轟炸，編輯張似旭被暗殺。又一次面對夥伴被殺，在葬禮上扶靈的 Starr 神情肅穆，從此乘搭的轎車均有防彈設計，更於 1940 年離開中國避禍。
但 Starr 對於日本的抗爭意志未有止息，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他特意在紐約重新印發報刊，抵抗日軍挪用其報章「嘜頭」在上海作出的官方宣傳（Propaganda）。
戰爭完結後，上海兩份報章恢復運作。但好景不常，隨之而來是共產黨統治中國，並就傳媒業作出更多審查，其時 Starr 向同事指出：「若果一份美國人發行的報章沒有新聞自由，不如關門大吉好過。」最終其新聞夢亦告一段落。
事實上，當日軍正式投降後，Starr 便重啟中國保險業務，更租來一架飛機帶來大量美元鈔票，除了讓員工感到安心外，亦在當時的高通脹年代，為客人帶來安全感，即一旦理賠時，保險公司尚有充足資金作出賠償。
惟正如傳媒業的黯然結束一樣，Starr 意識到新政權統治中國後產生的變化。在上海被共產黨攻佔前，他作出應變，以空路移離當地 40 名員工及家屬至千里之外的香港，避開二戰後中國出現的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