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香港史其中一場最大的人道災難，當數二戰時期日本對香港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極權統治。當時很多人餓死、被殺害，又或者被驅逐離港，令整個社會制度崩潰。其中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就解散原有的學校和學生組織，大力推行日本化教育，務求清洗英殖文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1941 年 12 月 8 日，亦即突襲珍珠港的翌日，日軍大舉進攻香港，直到聖誕日，時任港督楊慕琦正式代表香港投降。根據浸會大學歷史學家鄺智文的講法，佔港期間，日本政府建立了「軍政統治」模式，組織「香港憲兵隊」，可依據「香港警察罰令」無需審訊而逮捕市民、嚴刑逼供。另一方面，政權又希望藉著各種文化政策，營造歌舞昇平的景象，以及試圖令香港走向日本化，如把街道改為日本名字，又推出大量吹奏皇軍的報刊和雜誌。
教育是日本化政策其中一環。根據史學家丁鋼的研究，戰前香港僅有的兩所專上學院：香港大學和羅富國教育學院，由於被視作「英屬敵產」而被迫停學。前者受到炮火波及，建築物受到損壞，而盧嘉堂和儀禮堂則曾被徵用作臨時醫院，在時任港大高層與日本軍方的斡旋下，大學校園設施和圖書庫藏總算得以保留；可是學者們大多在戰前已經撤離，教研活動要到戰後才慢慢恢復。至於羅富國教育學院則被直接徵用作日本官員訓練學校，但設施也因此得以保存。
取而代之，政府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原址創辦「香港東亞學院」，以體現和宏揚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香港東亞學院的學費全免，分為「高等科」，培訓政府、學校、銀行的管理人員；「普通科」就培養文書人員。當時科目有五類：國語（即是日文）、修身公民、體練、音樂和商業，教授內容多旨在讓學生全面了解日本國情。根據丁鋼的研究，「高等科」每週共上 32 小時的課時，當中 22 小時學習日語，而「普通科」為 16 小時，「修身公民科」就教育學生日本道德禮法。
其創辦理念寫道：
該院所有教授科目，一切均採用純正之日本語為教授前提，故以把握正大之道理，為中國青年一切學問之根柢，喚起大東亞民族自覺，同時確立大東亞戰爭必勝思想之根據及堅忍不拔之信念，此即東亞學院教育之第一要義。
據悉日本政府為學院投入了大量資金，招生時派發近 700 份報名表格，但卻只收回 200 份。學院成效不似預期，高峰期只有百多名學生和 14 名職員。現時亦缺乏歷史研究，追蹤那些學生在戰後的去向。
至於中小學的情況就更為慘烈。日本以「歸鄉政策」為名，驅逐大批香港居民到中國大陸，人口由戰前的 150 萬急降至 60 萬，教育制度也接近崩潰。根據香港大學史學家高馬可的考究，戰前全港大約有 1,300 所中小學，但到 1943 年只剩 34 所，學生人數亦由 11 萬變成僅 3,000 多人。獲准復課的學校亦受軍政府嚴格控制，根據「香督令第十六號」，私立學校（通常由華人團體經營）由學校名稱、地點、教職員到科目都受總督監察。
「香督令第十六號」也規定，學校不得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並必須於每星期教授日文 4 小時。日佔政府除了從日本本土運來教材之外，也特意制定專屬香港的中小學教材。同時政府極力改造教師，1943 年 3 月時全港有 41 所「日語講習所」或「日本語教員養成所」，畢業人數多達 9,000 人。不過日本的教育政策無以為繼，高馬可的評論指：「雖然日本人為香港貧民提供一些教育資源，但當時的教育體制基本上陷於崩潰。」
鄺智文就指：「總督部的日本化政策卻因為資源不足以及日本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而成為畫餅。」最終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在戰後放棄軍國主義的道路，其軟文化實力卻慢慢輸出界各地。另一邊廂，港英政府重新接管香港，並重建西式的教育制度，留下多所世界頂尖的高等學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