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西方最先提出「與病毒共存」概念的國家。一年半之前，首相約翰遜對病毒的態度，最為古怪。他首先宣佈：「很多家庭將會失去至親。」隨著人死，讓達爾文主義自行科學「執法」，剩下來的將會具有群體免疫力。此概念帶有隱性的法西斯納粹意味。但原來他看穿了英國，尤其下一代的本性：寧願染疫，也不肯停止在酒吧聚會喧嘩；寧願將病毒帶回來，讓上一代染病，早遭淘汰；寧願自己也染病，而經歷身體自行調適，也不肯長期戴口罩，堅決拒絕封關。
「與病毒共存」，是一種科學，但承認人類要付出代價，大前題是：一天時間也不浪費 。科學家必需日以繼夜研究出疫苗。一年半之後，英國有超過 7 成人打了針，病毒雖然在印度變種，混合了恆河一帶的病菌，據說變了種的 Delta 病毒，病徵是腸胃不適而不再一定是呼吸管道染恙 —— 與病毒共存，漸成西方國家的主流。
特別是新加坡。處於東西方之間的新加坡政府是華人社會，許多中國人相信：李光耀天生反英反殖、也不喜歡傲慢的美國，但為甚麼新加坡逐漸採納「與病毒共存」此一英美西方價值觀？
自 6 月底新加坡政府高調宣佈放棄追求零確診，「與冠病共處如常生活」的防疫策略以來，當地因疫情反復而再度收緊限制、退回「高警戒解封第二階段」，但 8 月 6 日，新加坡「聯合領導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終於宣佈，新加坡由 8 月 10 日起要開始過渡到「與冠病共存國家」（COVID-resilient nation）的第一步。
衛生部長王乙康宣佈：「預備期」預計一個月，若疫情持續受控，8 月 19 日起，各項社會活動規模可以再擴大，一半員工可以返回工作場所，國民到公共場所也不用再量體溫。
當新加坡也向西方靠攏，中國和林鄭月娥的特區政府，又能堅持到幾時？中國原衛生部長高強語帶咆哮地在「人民日報」撰文，批判美英等國將「政府防疫決策失誤，歸咎變種病毒」，指這些國家「盲目解除或放鬆對疫情的管控措施，單純依靠接種疫苗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謂「與病毒共存」，導致疫情再次氾濫。
中國認為：人類與病毒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關係，人類生存繁衍的歷史，是一部與病毒拼死相爭的歷史，不是人類消滅病毒，就是人類被病毒吞噬，從來沒有人類與病毒長期共存。美英等國的「與病毒共存」，已經為全球抗疫形勢帶來嚴重後果，絕不能重蹈覆轍，因此「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
這是典型的中國式鬥爭「哲學」。英國管治下的殖民地香港，容許國共兩黨勢力在香港並存，不但各自辦報紙，還有各自的特務系統。經歷 1956 年國民黨的李鄭屋邨暴動和 1967 年港共大暴動，「港英」並沒有徹底肅清這兩股政治勢力，而是令香港人有效與國共勢力並存，而且有辦法確保香港由英國人做莊，左右兩股勢力平衡。
但今日的香港，環境經歷「政治潔淨」，已經是一個「新香港」，然而香港 BNO 爭相移民。抗疫的方式，不只是東西方文化差異，還是政治性格或基因的變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