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 Calm and Carry on」既是英國抗戰口號，又是戰時英國的精神寫照，即使納粹德軍狂轟濫炸，英國人依舊照常過活、誓死不降。倫敦國王學院教授鍾斯（Edgar Jones）在文化網站 Psyche 撰文解釋，這既是邱吉爾政策得宜的成果，也是源於緊密社群連繫的力量，其孕育出患難與共的手足情誼，足以在危難時刻轉化成堅韌的抗逆能力。
1940 年 9 月起，德國持續空襲英國 8 個月，造成 4.3 萬平民罹難，絕大多數炸藥都投到倫敦，行動不分晝夜，最少 110 萬所房屋和單位被毀、每 6 人就有 1 人流離失所，史稱倫敦大轟炸（The Blitz）。希特拉想要擊潰英國人士氣，迫使英國投降，結果卻不得要領。英國人的堅韌精神後來被稱作 Blitz Spirit，被視作英國國魂所在；作為醫學與精神病學史教授的鍾斯，則嘗試從具體政策和社會情境，尋找這股精神的源頭。
英國在 1939 年對德國宣戰後，立即實行大型疏散計劃，把大約 150 萬人撤離城市，當中大部分是兒童，政府要為保護成人人口另覓對策。建設大型地下防空洞是最直截了當的方法，但政府很快就排除有關方案，背後既有成本過高的考量，也是擔心安全無恙的庇護環境，會令人民心靈變得脆弱，即使空襲結束，習慣受庇護的人民也可能抗拒重返地面，形成「地下庇護心態」（Deep-shelter Mentality）。面對看不到盡頭的戰事，這將無助培養人民抗逆能力。
當時科學家也協助政府制訂計劃，有空襲期間進行的研究就發現，原來多數市民都寧可留守家中，即使有喪命的風險，也不想逃到公共避難處。政府於是將計就計，發明可容納兩名成人的家用防空鋼罩 Morrison Shelter，讓留家的市民聽到警報後在鋼罩下避難，以減輕傷亡。地下防空洞則為工廠而設，配合防空預警裝置，以便工廠如常運作。
孤獨個體共同克服戰爭恐懼
政府政策也參考第一次大戰的經驗，1916 年研究群眾心理學的外科醫生 Wilfred Trotter 曾經著書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強調同質社群有利於培養堅定意志，建議政府為全民分配抗敵任務，通過共同目標凝聚社群。二戰時英國也就採納建議，讓人民參與倫敦的防務，最基本有參與燈火管制，以防敵軍在夜間藉由燈光鎖定空襲目標。
英國政府還開放各類志願或兼職工作，如防空署（ARP）看守員、特別警員、火警通報員，以及輔助消防隊、國土警衛隊（Home Guard）、聖約翰救傷隊、婦女民防志願服務隊（WVS）等不同崗位。如此一來，全民都自覺有份守護英國，不是受他人庇護的弱者，從而培養出強烈歸屬感、以及並肩作戰的手足情誼。
鍾斯又指出，哪怕是烽火連天，英國人也沒有錯過任何聚會的機會，酒吧、劇院和舞廳依然是熙熙攘攘，電影院入座率也持續上升，以致社群繼續保持緊密連繫，變相也增強英國人的抗逆力。人類學家 Tom Harrisson 受政府委託調查人民士氣，他在 1940 年報告中坦言，人民難以獨力克服空襲的恐懼，但當孤獨個體連繫起來，便足以建立充分的安全感。
事實上，戰後有很多倫敦人都懷念起戰時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誼，它曾經支撐英國人奮戰到最後，但這種危難時展現的人性光輝不是必然，而是建基在脆弱的人際紐帶之上。只有悉心栽培和守護各種社群連繫，我們才可通過集體意志，一起對抗壞透的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