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的外交，在晚清只有極少數人，才開始萌此觀念：外交不像過去的禮部或者理藩院，處理朝貢和冊封。很明顯，大清根本沒有能力要求「列強」朝貢，人家要的是對等的貿易，而不是派發歲幣。
只明白這件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不幸便是這極少數的其中一人。
郭嵩燾的外交觀念，早在他署理廣東巡撫的時候，便已經與他的上級、兩廣總督瑞麟發生重大分歧：他的目標是平等對待，遵循法理依據，促進溝通，避免衝突，但這顯然不能為其他人理解，他的主人包括同僚，始終覺得外交是無可奈何，不得已而為之，最緊要是「保全國威」—— 雖然幾場仗打下來，不知還有幾多剩，但只要在洋人面前保持「氣節」，便還能贏得尊重，但凡求教、仿效，溝通理解，就很沒面子了。
郭嵩燾便常常被人打小報告：譬如和洋人一樣握手而不是作揖，聽音樂會時學洋人拿起小冊子翻閱；外出時披了洋人的大衣（「即令凍死也不當披」）；學洋人擔遮，而不用扇子 —— 這個報告尤其好笑，連郭嵩燾都忍不住搖頭：倫敦天氣這麼冷，幾時才用得上扇子？
遠渡歐洲途中，他路經香港，當時香港居民約 13 萬，西洋人約 6,000（對比當時新加坡人口 20 萬，西洋人約 2,000），總督堅尼地（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特地迎接，還為他鳴砲十五響，軍士列隊奏樂。他還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所見香港房屋，僅及今三分之一。十數年間，街衢縱橫，樓閣相望，遂成一大都會。」
根據他與洋人親身交往的經驗，他有這樣的感受：「京師談洋務者，只見得一面道理。吾謂道理須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見也，不可謂之道理。所謂道理無他，以之處己，以之處人。」這些話應該都不必翻譯，畢竟都是常識，但不明白的人永遠居多。
郭嵩燾當然很無奈，也沒有辦法直接批評他的同僚，畢竟孤掌難鳴，只能借題發揮，批評南宋的朝堂「唯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高調北伐，對金國態度傲慢，拒絕和談，逞口頭之快，而數百年都沒有人省悟。
這樣的習性，從南宋到晚清一直沒有變過，怎麼辦呢？他說：「洋務以戒除粉飾為第一要義。中國以粉飾為固有之常規，通行之要義，以矯誣百姓久矣……」一直欺騙國民，又試圖用同樣的一套去騙洋人，「以其所不能粉飾者強從而粉飾之，其亦不智之尤者也。」
但是說真話，下場可想而知，郭嵩燾要求把自己出使英國的日記出版，結果這本日記反而成為他的罪證，朝中罵他「想對英國稱臣」、「勾通洋人」的聲音此起彼伏，罷官之後，鄉裡到處貼大字報羞辱他。直至他死後，即使李鴻章提議出版他的日記，也遭到拒絕。當然，直至今日，他還揹著罵名呢。
從他的日記看，雖然不通英語，但他在倫敦似乎融入得很好，也沒有因為「國威不振」之戰敗弱國，遭受歧視而變成獨孤精，反而交際甚為頻繁，包括出席危地馬拉公使夫人的葬禮，除他之外，受邀的還有法國、日本、荷蘭、葡萄牙四國公使，這顯然是一個比較私人的場合，應該是有講究一點人情味的。
日記中許多英文詞彙，譬如國會、市長、各國地名以及報紙名稱，都直接用中文拼寫，可見對於他都是聞所未聞的概念，但是並不妨礙他理解，以及與人溝通。其中有一小節提到瑞典公使致函詢問各國刑法：譬如量刑多寡，囚犯的食住費用多少，獄中作息如何，如何勸善改過，有多少人改過，由甚麼官員管理，民間的輿論評價如何？一連串問題考起了他。郭嵩燾嘆息：「凡西洋所極意考求者，皆中國所漠視者也，只此已窮於為答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