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無關政治」只是似是而非的說法。運動長期與政治始終聯繫在一起，冷戰期間尤其密切。早於 1930 年代，蘇聯國內的體育宣傳已達高峰，其時史太林、黨內高層及外國貴賓，還會觀看紅場規模龐大的體育巡遊：充滿力量與技巧的表演，配上蘇聯國旗及大型史太林肖像，令運動與政治的界線愈發模糊。史太林治下的蘇聯推廣運動不遺餘力，有其政治考慮。
1920 年代，蘇聯提倡掃除殘餘的資本主義「頹廢」文化，認為新的蘇聯體育文化「應提升勞動生產率，訓練工人防衛，灌輸集體主義、良好衛生及講紀律的習慣」。因此，講求個人主義、打破記錄及競爭的競技，都被排除在外。
蘇聯通過志願體育協會推廣運動，幾乎每個集體農場、教育機構和企業都有自己的運動團隊。不同志願協會及工會持續招募新成員，1928 年，農村中只有 5.3 萬人是體育隊成員，到 1935 年已超過 50 萬。不過，所謂「志願」體育協會，實際上並非自主運作，當中許多與蘇聯部委或政府部門有聯繫。
從組織到發展運動的方針，均能看見國家指導的痕跡。雖說蘇聯最初提倡全民體育、反對競爭，但史太林在 1925、26 年左右也提出：「我們能在任何地方競爭，為甚麼不參加運動比賽？」預示了蘇聯運動強國的發展。30 年代當地的運動海報呼籲群眾「即使不是冠軍，身體也要保持良好狀態」、「集體耕作者（collective farmer），壯健起來」之外，也宣傳「蘇聯運動員，是我們國家的驕傲」。
不過，蘇聯運動員要到 1952 年才首次參與奧運。此前，蘇聯一直抵制「建基於資本階級和剝削」的奧運，並在 1928 年起以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為名，自行組織斯巴達克運動會作替代。在莫斯科舉行的首屆全聯盟斯巴達克運動會（All-Union Spartakiad），7,000 名參賽者中，有 600 人來自美國、德國等 17 個國家的工人體育組織。
除了抵制西方，蘇聯還發明了自己的運動術語甚至是項目。例如，拳擊術語裡的「上勾拳」（uppercut）改叫「從下打擊」（udarom snizu）、「勾拳」（hook）變成「側擊」（bokovoy udar）；摔角方面中，「過肩摔」（souplesse）則變成「偏轉摔」（brosok progibom）。蘇聯還發明自己的運動項目 —— 1930 年柔術與柔道被禁，取而代之的是徒手格鬥項目「桑搏」（sambo）；同年代還有排球的變體、允許接球再扔球的「先鋒球」（Pioneerball）。60 年代，桑搏這項運動甚至獲全球範圍的認可，成為多個運動會的比賽項目。
30 年代，蘇聯已廣泛普及體育運動，但不少運動員卻身陷大清洗。大清洗槍殺或押解超過一百萬人至古拉格，體育界也有數千人遭殃。曾在國外參賽的運動員，很容易就被指控為間諜；表現非常出色的運動員也有可能招徠嫉妒者攻訐。國立體育文化、運動、青年及旅遊大學的滑雪組曾被列為恐怖組織，學生成員被捕，組織領袖遭槍決。1937 年打破 2.01 米跳高紀錄的科夫頓（Nikolai Kovtun），同年在訓練期間被捕，流放古拉格集中營 10 年，原因只是因為其父母在革命前，曾於哈爾濱中東鐵路工作，屬「破壞、間諜活動和恐怖分子」。
史太林本人熱愛足球，1936 年紅場便有一場專為他舉辦的足球比賽，但足球界人士及運動員也要小心政治及領袖好惡。1942 年，斯巴達克體育工會主席斯塔羅斯丁（Nikolai Starostin）被捕，罪名是密謀殺死史太林。據傳其入獄的真正原因，是足球隊在 1939 年蘇聯盃奪冠之路上，擊敗了一隊名為「史太林」的球隊，直至 1948 年 Starostin 才獲釋。
蘇聯體育在史太林推動下確有長足發展。1952 年，蘇聯運動員首次參加夏季奧運會，獎牌總數即名列第二。然而運動離不開政治，當政治土壤腐壞，運動界亦要隨時面對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