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安法」唐英傑案中，控辯雙方都出動專家證人，控方請來的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辯方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以及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其中辯方專家的陳述，彷彿向大眾上了一門社會科學課。過往很長的時間裡，西方法庭都並非以科學為依歸，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專家證人制度，其實到 18 世紀啟蒙時代以後才出現。
2017 年，渥太華大學的法證醫學教授 Christopher Milroy 就在學術期刊 Academic Forensic Pathology 簡述了專家證人的歷史。歐洲大陸的法院曾經長時間受教庭控制，後者以「神明裁判」（trial by ordeal）之名監督法院運作。直到 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公會議，教宗依諾森三世廢除相關做法，歐洲大陸法院的判決才趨向以法官主導，他可以對刑犯嚴刑迫供；英國法院當時亦保持酷刑制，但判決就變成由陪審團主導，現代法庭制開始成型。
沒有神明，有時候法院會轉而尋求專家意見，尤其當現代醫學知識愈來愈為社會認同。Milroy 引用 16 世紀中的法庭文件指，當時法官會接納醫學專家陳詞，不過並非恆常做法。有專家分析了 1759 到 1768 年間，英國中央刑事法院所處理的 84 宗凶殺案件，當中 47 宗都沒有醫學證人，亦只有 15 宗有驗屍報告。一直要到 19 世紀，法院才開始走向科學，例如 1869 到 1878 年，251 宗凶殺案中只有 10 宗沒有醫學證供，61.7% 個案有驗屍報告。
英國老牌法證科學教授 Keith Rix 曾撰文整理專家證人的歷史，認為整個制度的起源應該是 1782 年的 Folkes v. Chadd 案。當年英國諾福克郡一個港口淤塞，港口商認為與附近的海堤工程有關，控辯雙方就責任誰屬展開爭論，控方找來知名的土木工程師 John Smeaton 作供。當時辯方反對，認為法庭不應接納個別人士意見，但主審的曼斯菲爾德大公批准其作供，認為當案件所涉知識，超越法官和陪審團的認識範圍，應可接納專家的科學意見。
而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很多人文學科走向實證主義，學者們嘗試以科學方法，確立事物和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現代社會科學誕生。社會科學家亦不時走進法院，擔當證人角色。已故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授 Arnold Rose 曾研究社會科學與法庭的關係。他提到「傳播學之父」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在二戰期間曾多次到法院作供，透過分析美國本地法西斯組織的文宣設計和手法，以證明其與納粹德國的文宣機關之關係。
美國的社會科學家亦活躍於有色人種的司法抗爭。Rose 提到，1943 年夏威夷通過法案，禁止學校向 10 歲以下、或 15 歲以下而未完成四年級課程的學童教授外語，稱雙語環境會影響兒童心理發展。美國猶太裔代表大會透過「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呈交專家報告，指出：一、教導某些語言如希伯來文和拉丁文，乃是宗教習俗，法律條文不能侵奪宗教自由；二、心理研究指雙語環境與情緒障礙沒有顯著關聯；以及，三、法例不能達到其指明目的，社會學研究指雙語環境主要是在家中而非學校形成。
在戰後，社會科學家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例如已故賓夕凡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Marvin Wolfgang 就曾多次上庭協助抗爭者，提供有色人種被廣泛和有系統地歧視的證據。而在香港，近年愈來愈多有關社會運動的案件，社會學家亦在法院提供專業分析；2017 年，香港法庭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身份出庭，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者，就是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