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香港人而言，書展就是買補充練習、平買新書的大好機會，但其實成功的書展，不應只是書籍的散貨場。擔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 25 年的衛浩世（Peter Weidhaas）強調，成功的書展必須是文化與市場共生，兩者互相協調。其任內憑藉敏銳的文化觸覺，率先為每屆書展設定展覽主題，邀請海外作家和出版界交流，向歐美文壇引介無數滄海遺珠，使得法蘭克福成為全球書商的「聖城」。
衛浩世在著作「法蘭克福書展 600 年風華」（Zur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介紹，1975 年，他年僅 36 歲便接掌法蘭克福書展，當時書展已經是業界盛事，極具規模，奈何書展過分被市場牽著走，抄襲美國暢銷書宣傳手法，把焦點放在知名人士的傳記上，未有提出自身的文化願景。
衛浩世初上任便銳意改革，邀請記者認真探討書展發展趨勢，有記者毫不避諱批評：「你們也要關心一下藝術、本土宗教與科學，不應該只顧那些出版暢銷書的出版社。」經過連番檢討後，衛浩世認為書展終究不能過分市場主導，遂想到為每屆書展設立主題，改變書展純粹作為商品交易場地的形象。
把馬奎斯推上國際文壇
1976 年法蘭克福書展以「拉丁美洲」為題，首次開設主題展館。當時在拉美以外，只有法國和美國相對接納拉美文學，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陸續翻譯當地小說，但市場接受程度不高，著作往往被廉價拋售。「拉丁美洲」主題展則成為轉捩點，影響不限於德語文壇，還成功引領歐洲的拉美文學熱潮。
主題展館既展出拉丁美洲當代藝術，又舉行大型拉美文學研討會，近 30 位拉美作家受邀到書展交流。他們如今在國際文壇獨當一面，但當年在拉美以外仍是寂寂無名，譬如有烏拉圭的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阿根廷的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墨西哥的魯佛（Juan Rulfo）等。很多過去銷情欠佳、甚至在市場上銷聲匿跡的作品，都在書展的重點推廣下再受注視，吸引新出版商購入版權，重新編印。
其中受益最大的拉美作家，必定是哥倫比亞魔幻寫實大師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雖然他基於左翼理由拒絕親赴書展，他的作品卻藉此在海外「起死回生」。1966 年東西德同時出版了首部馬奎斯小說，但銷售額連倉存費用都不夠補貼。後來被奉為文學經典的「百年孤寂」，曾經也是德國書商的倉底貨，經法蘭克福書展推廣才成功賣出近一萬本。馬奎斯亦自此為德語文壇所認識，日後任何新作都有數萬本銷量保證。
有了這次成功經驗，法蘭克福書展的形象從此蛻變，後續的展覽主題有 1978 年的「孩童與書本」、1980 年的「亞撒哈拉」、1982 年的「宗教」，適逢 1984 年又為小說「一九八四」的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設主題展。主辦單位在海外商議合作時，先後在落後地區開設工作坊，推廣如何利用有限物資印刷出版。雖然書展往後的主題方向有變，但始終肩負起文化使命，擴闊讀者和國際出版界視野，發掘被主流忽視的滄海遺珠。
如今全球書展皆奉法蘭克福書展為圭臬，為每屆展覽設定主題，卻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衛浩世在書中便提醒，過去同為德國出版界盛事的萊比錫書展，曾長時間領先法蘭克福書展，其沒落既是戰後東德的出版審查所致，亦是沒有掌握文化與市場平衡的結果 —— 萊比錫書展罔顧市場因素，令書展黯然失色。反過來，只有市場考慮而沒有文化願景的書展，終究亦會被有質素的讀者、作家和書商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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