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從不是理所當然，尤其是缺乏民主的第三世界。新聞工作者桑達拉姆（Anjan Sundaram）數年前推出著作 Bad News: Last Journalists in a Dictatorship，記錄了盧旺達獨裁者如何查封傳媒集團，殺害及拘捕無數新聞工作者，多人要到處匿藏或流亡海外，部分人委曲求全而充當官方喉舌，以致當地幾乎不存在獨立新聞報道。
聽到盧旺達，很多人自然聯想到大屠殺，其實大屠殺已過去 27 年，該國更被西方吹捧為衝突後重建和平的模楷。桑達拉姆接受非洲網媒 Africa is a Country 訪問時，談到自己在 2009 至 13 年旅居盧旺達，有幸在歐盟和英國資助的計劃中任教，與盧旺達新聞工作者合作，才見證到真實的盧旺達，其實是叫人窒息的獨裁國度。
書中附錄列出一份超過 60 人的名單，全都是批評政府後被殺害、被逮捕、被失蹤、遭受酷刑，或擔心人身安全而流亡的新聞工作者，但實際人數遠遠不只這個數目。有記者向桑達拉姆證言，曾經在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記者會上，提出有新聞工作者被滋擾的問題，竟然當眾被人毆打至昏迷；有桑達拉姆的記者學生患有愛滋病，監禁期間被要求不斷調換牢房，不許其睡覺，其子在此期間也失去照顧。
政府限制採訪自由，導致公眾無法得知真相。桑達拉姆在書中談及一次親身經歷，有晚聽到城中傳來爆炸巨響，於是和其他記者趕赴現場，但在場警員卻阻止記者拍照和採訪，堅稱現場沒有事發生，以致沒有新聞可報。久而久之，再無法找到發生過爆炸的任何證據，連桑達拉姆本人也開始質疑自己當晚是否有幻聽，這經驗令他相當不安。
「打開報紙只有好消息！」
桑達拉姆強調，其著作是想要探討沒有新聞自由的社會，究竟有甚麼下場。他在書中形容，一個不能說話的社會，就像一具無法感受痛楚的軀體，遇到危險時無法及時反應避險，套用在社會上，就會加劇失敗政策的惡果。
盧旺達全國有多條村落，每條村有 100 至 150 個家庭，由一名酋長與一名線人負責監督，中央政府下達命令，酋長便會迅速執行。1994 年盧旺達在短短 100 天內，種族滅絕約 80 萬人，背後正是這個政治社會結構發揮作用，如今卡加梅則利用同樣的結構，實現無孔不入的極權統治，譬如命令所有人參與投票，令當地投票率可創出高達 95% 的紀錄。
這種沒有異見的環境下，獨裁政府即使推行荒謬政策也難受制衡。桑達拉姆有次跟隨同行採訪農村，發現當地到處有人無家可歸，加上正值雨季，多人患肺炎和瘧疾，相繼有長者與兒童死亡，但傳媒從未報道事件。桑達拉姆尋根究底，最終得知卡加梅曾經不滿農村的茅草屋頂予人盧旺達落後的形象，有地方幹部為取悅卡加梅竟下令村民拆屋，卻未有安置村民。如此倒行逆施的政策，在公民社會瓦解，而沒有傳媒報道下，導致人民白白送死。
普遍西方傳媒之所以未曾察覺問題，還在盲目頌揚盧旺達和平重建的努力，桑達拉姆相信與盧旺達喪失獨立新聞有關。如今外國記者採訪盧旺達，往往只會逗留一星期左右，過程有本地記者接洽，但這些記者都噤若寒蟬，離地而不會報道事實，以致外國記者能夠轉達的當地新聞，大都在展示盧旺達一片昇平。
除非待得夠久，或者有接受獨裁統治的經驗，才有望洞悉當中端倪 —— 桑達拉姆認識一位俄裔聯合國人員，初到盧旺達數天便已經嗅到不妥：「這裡就像蘇聯：我今天早上打開報紙，只有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