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新時代:群眾獨裁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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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納粹黨舉行「頹廢藝術展」(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展出及批判與納粹藝術理想迥異的作品。最終整場展覽吸引超過 100 萬名觀眾,當中固然有忠實的納粹黨支持者,但有不少人卻是抱著「這是欣賞現代藝術最後機會」的悲情入場。 圖片來源: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說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大敵,律政司長鄭若驊亦呼籲市民要「接受國家的體制」。那在「國家體制」下,市民大眾怎過日常生活?已故德國歷史學家 Alf Lüdtke,在 2016 年編輯了遺作 Everyday Life in Mass Dictatorship,講述在「群眾獨裁」(Mass Dictatorship)下,人民生活的日常。

所謂「獨裁」(Dictatorship),有大權定於一專的意思,權力集中於一人或者一小撮人,而且不受制衡。故此,過往歷史學家研究獨裁國家時,會有把政體「個人化」(Personification)的傾向。例如,已故前牛津大學校長 Alan Bullock 撰寫的著作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集中研究希特拉如何組黨、奪權、策劃戰爭、支持大屠殺,以及戰爭末段的自我覆亡。納粹德國的血腥暴政彷彿全繫於一人;而學者同樣以個人化的視角研究意大利和墨索里尼、蘇聯和史太林

到 60 年代末,才有少數歷史學家可以脫離上述史觀,其中一位是德國史學家 Martin Broszat。他在 1969 年出版名作 The Hitler State,梳理納粹政權的組織分工:暴政背後其實有極為龐大的官僚團隊,而且還吸納了很多公民組織如商會和工會。另一位重要學者是前波琴大學歷史學教授 Hans Mommsen,他的專書 Herrschaftsalltag im Dritten Reich 指出,納粹暴政有賴很多下級官員和平民的日常參與,當時全國就有近 70 萬小區領袖幫忙監控和告發。

近年,愈來愈多學者整理以上研究,提出「群眾獨裁」一說。例如韓國西江大學林志弦教授(Lim Jie-Hyun認為,20 世紀以後的獨裁制度,具有與古代皇權截然不同的「現代性」(Modernity)。從前的政權會依循一套單向的「中心-邊緣」關係,但當代獨裁政體的權力流動變得複雜,會依靠群眾自發參與和支持,當權者會強調「集體主義」(Egalitarianism),假裝自己是得到人民授權的政府,宣揚「民族/國家光榮」。他們提出很多宏大的社會改造項目,建構一些全國上下共同的「美好願景」。

Alf Lüdtke 的遺作則結集 12 篇學術文章,涵蓋歐亞非多國例子,由最典型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史太林蘇聯,到東德、加納、南韓軍政府和北韓。在序言中,Lüdtke 重點提及兩種群眾獨裁下的日常生活面向。第一種是勾結(collusion)。這些勾結者不一定是上流階級的既得利益者,也不一定是主動參與,而是被動觀望,例如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教授 Andre Schmid記下一位二戰後北韓女工的故事,講述女性勞動生產,如何幫助建構社會主義的神話。

而另一種日常生活狀態是規避(evasion)。人民要千方百計找到僅存空間,規避四周的凝視目光,以及政權爪牙的耳目。Lüdtke 提到匈牙利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姆雷(Kertész Imre)。他 15 歲時被抓進納粹集中營,在充滿酷刑、死亡、飢餓的環境中,依然嘗試與營友尋找僅存的快樂,展現倔強(Eigensinn)一面。Lüdtke 認為,過去學者總是忽略了在群眾獨裁下,人們可以如何、還有多少空間規避政權,展現自我,而這應是學界未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