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誰有資格「剛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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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邱吉爾於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發表演說。 圖片來源: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眾所周知,邱吉爾對民主制度的評價不高,他認為,民主只是最不壞的一種制度而已。

對照全世界絕大多數民選政客,濫用福利制度討好選民而行民粹之實,另一邊又有精英階層將「勞苦大眾」的民意,隨便打發成「民粹」的現狀,就知道邱吉爾的評價還是很客氣的。

當然,邱吉爾也不是很理會民意,在重要關頭,他相信自己的判斷,他看不起張伯倫,更加不要說繼任的艾德禮,因為這兩人都是典型的中產階級職業政客,除了從政,他們沒有其他「路數」可以晉身為「人上人」。

邱吉爾當然比他們要幸運,首先他出身貴族世家,雖然不是承襲爵位的嗣子,所得的家用不算豐厚,但畢竟不必打一份「牛工」,把一生的時間都用於揣摩老闆旨意,像其他政客那樣磨練 ingratiate 的看家本領。

再者,他興趣廣泛,多才多藝,寫作和繪畫都堪稱精擅,只憑寫作收入也已經過上富裕的生活,1929 年他在英美加三國都有約稿,合共 5,000 多英鎊(當時 100 英鎊相當於今日 6,500 英鎊);1932 年「每日郵報」約他寫一篇紐約之旅的特稿,稿費高達 500 英鎊。

除了評論,邱吉爾還寫小說,後來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堪稱思想獨立建基於經濟獨立的典型。出身背景與個人財富加在一起,都給予他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 privilege,他敢於表達自己,也不在乎得罪人,他自己也說在政治上,總是更願意接受自己內心的指引,而不是考慮公眾的感受。

這樣看,邱吉爾算不算剛愎自用呢?而林鄭是不是可以引邱吉爾為援,為自己的傲慢辯護?

問題是邱吉爾只聽他自己的,國王喬治六世也不能拿他當卒仔用。對於政治,他的態度比較超然,他不必非得賴在權位上,為了繼續執政而妥協。按照邱吉爾的標準,林鄭這等頂多是基層小市民,晉身高級公務員的中產階級,連張伯倫那樣的商人也不如,又有甚麼資格目無下塵,擺出一副「雖千萬人吾往矣」,獨自高瞻遠矚的姿態?

但邱吉爾是一個戰士,英國選民最終在 1940 年選擇邱吉爾,跟隨他作戰,因為他一生中為了捍衛自己的意見、觀點、信仰,不斷勇敢戰鬥,而絕大多數政客只為自己的地位、名譽、金錢利益打算,他們只顧退位之後享福,憑自己當政時積攢盛名,還可以福澤兒孫,今日依然如此。

但你能想像邱吉爾在甚麼峰會上和大家「圍威喂」嗎?從政之前他已經薄有名聲,又因為尖牙利嘴,屢屢得罪人,即使和羅斯福也是話不投機,兩人政見相去甚遠,他的鐵幕演說,也令盟國的一干左派政客面色大變 —— 他們生怕得罪蘇聯,打敗了納粹,對史太林感激還來不及。

當然,那些根本沒有人理會的「獨孤精」,也不要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可以與孤傲的大政治家相提並論。邱吉爾在人生低谷中拾起畫筆,如果世間缺少知音,內心的激情、詩意、鴻鵠之志,他還可以藉畫布和色彩抒發。

邱吉爾為何對民主制度評價不高?他洞悉到民選政府的一大缺陷:政客總是會選擇阻力最小的領域(譬如氣候暖化),採取最短視的政策(譬如大白象工程)來自保,用甜言蜜語、陳腔濫調收買人心(譬如大愛、包容、平等、和衷共濟、明天會更好……)。民主政治若要運作良好,需要高水準公民的社會品質:既不可貪「蛇齋餅糭」,也不追求虛偽的道德優越感,否則的話,便只管等著打劫縱火都變成道德高尚的「進步」時代,甚至要迎來打土豪分田地,吃大鍋飯的革命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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