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即將訪問歐洲，就病毒和中國問題，尋求與歐盟共同立場。
拜登對選民雖然人氣不足，對於西方盟國卻有人緣。美國國內民意達 68 %，強烈要求徹查病毒來源、追究責任。因此追究中國賠償，逐漸會成為西方主流。
過去一年，美國「攘外必先安內」，民主黨和自由派視杜林普為唯一的人類公敵。結果就是當杜林普的內閣官員如經濟事務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聲稱病毒來自中國的實驗室，「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美國主流傳媒與社交媒體全部視之為種族主義陰謀論。今日輪到這些人轉軚。
但是要中國賠償，有重重的技術和法理困難。
首先要證明中國是新冠狀病毒的原創製造者。但是到目前為止美國傳媒揭發此病毒的原型，由美國的病毒研究機構外判給中國作「來料功能加工」（Gain-of-Function Research )。其中關鍵人物，是美國籍英裔病毒生態學家達扎克（Peter Daszak），將美國國防部批出的 3,900 萬美元研究經費，部分轉交中國武漢實驗室作「研究加工」。
達扎克的研究機構被指策劃欺凌行動，在科學界引帶風向，把「實驗室洩毒論」扣上陰謀論帽子，令大部分科學家不敢提出質疑，更有科學家因提出實驗室起源而遭到死亡恐嚇。達扎克同時被批評有明顯利益衝突，因為他不但與中國尖端病毒學家石正麗一起喝白酒唱卡拉 OK，同時也是隸屬世衛組織的專家，一直支配世衛官方意見，一口咬定病毒指來自野生動物市場。
至於福奇（Anthony Fauci），則被美國傳媒披露私人電郵，按照達扎克提供的說法，加上美國官方的認可。當時杜林普對此表示懷疑，後來要解僱福奇，但由於美國主流媒體與左翼對杜林普懷有「對人不對事」的刻骨仇恨情緒，福奇變成一名英雄科學家，代表了所謂的科學真相，而杜林普則是一名散播陰謀論的暴發戶大老粗。
於是美國浪費了一年時間，因為民間對於病毒的輕視，期間近百萬人死亡。現在回過頭來，又覺得杜林普那時說的不是陰謀論了，開始著眼於追究中國賠償。
但中國不可能賠償，因為即使真相浮現，病毒的雛形若證實為美國提供，來料加工，也是美國專家達扎克與中國武漢實驗室簽署的協議，中國可以聲稱這個層面並非政府和官方可以負責任，只是專業層次。
第二是中國可以在一口咬定病毒只是疏忽洩漏之餘，還聲稱西方各國的 Lockdown，其行政手法和時序，俱為西方國國家自己的決定，與中國無關。西方民眾最初拒絕戴口罩，也是西方自己的民意，中國沒有叫西方公眾不要戴口罩。不戴口罩而引起的病毒擴散，由此引起的經濟損失，中國可以聲稱與己無關。
第三是國際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法庭處理中國賠償問題。海牙國際法庭乃無牙老虎；聯合國則公認是一個笑話。美國若單方面作判決，固然可以由聯邦最高法院決定，但公信力缺乏國際性。除非拜登有能力拉攏全世界所有病毒的受害國，各派出一名法官，組成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或東京法庭那樣的機構，始對國際有公信力。但是中國自己也有龐大的外交影響力，第三世界國家參與的可能性很低。
因此賠償問題，雖然有美國帶頭，恐怕只是政治姿態。
當然，杜林普已經在呼籲美國政府拒絕償還欠中國的國債，索款十萬億，並呼籲其他受害國也一齊效法。拜登本人沉默，但國務卿布林肯已經說要追究責任到底，與三個月前「不會對中國施行懲罰」，口徑大有出入。
要論向中國索償，無疑太遙遠。美國需要做的，是國會先舉行公開聽證會，傳召福奇、達扎克、「刺針」（Lancet）科學雜誌主編、英美病毒學專家、網絡社交媒體相關人士，就病毒來源是否美國國防部批款、被達扎克濫用；為何病毒的內部加工研究，理應涉及國家安全，竟然跨過太平洋出現在中國武漢實驗室、其中有沒有金錢利益關係，由國會聽證會類似審查前總統甘迺迪被刺案一樣，提交一份跨黨派的報告書。其中美國主流媒體，必須找回自己的靈魂，忠實報道，有效作出新聞和言論監督。但以美國主流傳媒與中國的 100 億美元大外宣金錢贊助和廣告關係，「知識分子」的左翼，有幾多所謂的風骨與良心？這一點當然不能令人樂觀。
然後才是討論賠償責任。顯然這兩個環節都涉及非常複雜的政治人士內幕和法理技術，為期曠日持久。然而在這個期間，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必然對中國整體政策展開政治外交的大調整。
此一巨大結構的變局，會不會令中國覺得遭受進一步欺凌，在台灣引爆戰爭，從而改寫 21 世紀歷史？這才是長遠眼光的歷史戰略學家應該關注之處。
